过去有人看见丰子恺先生画燕飞柳枝，时有小燕逆风而飞的画面，很是奇怪。谦虚者不明究理，前去请教他；自以为是者说丰先生不善作画，“连画小燕子这样简单的儿童画都画不对”，曾当面向他表示不理解。对这两种人，丰先生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细心观测，就会发现小燕子很会利用逆风风力，而且逆
想当然，是聪明人的通病，以为柔弱的小燕子飞翔时巧借风力，肯定喜好顺风飞行，却不知飞鸟（包括小燕子）都习惯利用逆风飞行，既轻便省力又自由随意，而且这种特殊的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连雏鸟试飞也不例外。
以前听书法家、佛学家虞愚先生讲述上事时，只是佩服丰先生的观察力。虞先生经常给丰氏“儿童画”题诗，二老相交甚厚，他认为“丰先生富有童心。像他那样用童眼童心去观察和感悟周围人与事的，古今无有二人”。后来笔者偶然读到达・芬奇（1452－1519）的《论鸟飞行》，方知小鸟逆风飞行的一些科学道理，不由得为那些聪明而勇敢的小鸟叫好，亦对丰氏“儿童画”的不简单肃然起敬。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的伟大，够写几部厚厚的书。他的兴趣广泛，涉及艺术、建筑、医疗、兵器、飞行、水利等多种领域，而且因他在这些领域的成就都出类拔萃，所以各个领域都心悦诚服地奉他为至高无上。达・芬奇也像丰子恺先生一样观察过鸟的飞行，并且发现鸟喜好逆风飞行，只是达・芬奇进一步对各种飞鸟进行了解剖，并作了无数次水流模拟的实验，从而获得了包括鸟翅对空气压缩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和切角等重要数据。其发现和结论，比牛顿（1642－1727）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整整早了二百年。
18世纪末，拿破仑（1769－1821）把《论鸟飞行》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降落伞、直升飞行器等）的设计草图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拿破仑只是看中了达・芬奇手绘草图的艺术价值，然而在科学家的眼里，“这是一座无法估价的科学宝库”,这部书使达・芬奇获得“航空科学先知（即研究创始人）”的荣誉。
研究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专家一向认为，艺博专能是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普遍具有的特质，只不过达・芬奇的超常发挥，突出地表明广博的涉猎可以使艺术家具有更加科学发展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会让今天那些以为“一技鲜，吃遍天”的习艺者感到意外。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大辉煌，纵有当时人文大背景的作用，但确实不是几个艺专一能的大师烛照出来的，也不是万千呼唤和炒作吆喝出来的。
艺博专能，可以通向一种大智大慧超常发挥的自由境界。能进入此种境界的，必定具有超凡脱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不仅是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吾国历代能一领风骚的大家，如张衡、苏轼、徐渭等也都如此。看来，对艺术家丰子恺具有科学家洞彻事物的眼睛，真不必大惊小怪了。
事实上，很多伟大的创造都源本平凡，而平凡中又有多少出自梦想开始的童年？观察鸟儿的飞行，不只供悠闲的少年娱目怡心，还能丰富智慧，启迪诗情画意般的想象力，世上有不少昭示文明进步的东西，就是萌生于童年的梦想而后才显示出非同寻常来的。就像1798年英国航空科学家乔治・凯利（1773－1858）设计出最早的直升飞行器并实践了飞行计划，其创意即是来自童年玩耍过的中国玩具“竹蜻蜓”。一百年后，“竹蜻蜓”加上达・芬奇的直升飞行器的设计草图，又变幻成了俄国伊戈尔・西科斯基（1889－1972）童年梦中的趣味飞行，当他的公司在1931年秋正式向泛美航空公司交付第一架S－42四发水上飞机的时候，西科斯基非常动情地认定：“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是我30年前童年梦中的那个座舱……”
古代传至欧洲的中国玩具“竹蜻蜓”是否与中国古籍中再三出现过的“木鸢”、“木鹊”、“木鸡”等有关，尚有待考证，但它形似一种能盘旋凌空的陀螺飞行器，大概没有争议。据《抱朴子》的“刻木鸡以厉天”，又《韩非子・外储》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以及“鲁般（班）作木鸢乘之以飞”（见《酉阳杂俎》），“公输子（公输般）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那些能飞上天空的奇妙物件，肯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空模型。由观察翱翔，到羡慕鸟飞，到插羽学鸟，到削竹木做些飞行玩具，最初的想法无疑都来自天真的童心和灵慧。虽然公输子做木鹊“以窥宋城”，也不排斥捎带点军事侦窥的目的，但笔者深信，探索飞行奥秘的初衷都充满着可爱的稚气。
古今有多少人观察过神秘的天空和其间翱翔的无数飞鸟，唯独大艺术家达・芬奇在15世纪写出了《论鸟飞行》，并且画出了逝后四百年才有的部分飞行器草图，为人类随鸟飞行的梦想化作现实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如果将顺风飞行看作理所当然，谁都不敢悖行思考，甚至连写画小燕逆风飞行的事都不敢为，还能有今天的“日行千万里，振翼上云天”吗？开始将鸟的逆风飞行作为人类上天思维的突破口，应该不仅仅是偶试聪明。
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初叶法国的对英海战，当时死抱着“木制船尚且会被击沉，铁制甲板的舰船无异于自取灭亡”成见的拿破仑，拒绝了设计者的革命性建议，最后法国的木制海船颠覆大海也未能越过英吉利海峡。等到半个世纪后的1859年，法国建成排水量高达5600吨的“光荣号”远洋铁甲舰时，清醒了的法国人一边得意地赞誉“光荣号”为“不沉之舟”，一边谴责38年前病逝的拿破仑是“愚蠢的科西嘉小子”。如果童年的拿破仑躺在草地上观察鸟儿飞行时，也注意过逆风飞行并为之心动；如果中年的拿破仑带回达・芬奇的《论鸟飞行》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设计草图时，能耐心地翻读一下，19世纪初叶的历史可能会重新书写。
年过耳顺，重读丰子恺先生的“儿童画”，翻检一些小燕逆风飞行后面的故事，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浮想联翩一番，颇生感触，援笔记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