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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困惑的钥匙便是大量出土文献散发出的隐秘信息。当我们把“密码”重新鉴别、甄选、拼合，汉代人书写、教育、仕进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一浮现。这就是王元军所著《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带给我的最初感受。
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书法研究的领域，是作者较早就开始的尝试。这本书着眼于对汉代书迹而不是书法的研究，因为作者认为文字遗迹不应都视为“书法”，否则就混淆了书法与文字的关系。作者的研究角度也很新颖：着眼于研究书迹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具体内容涉及书写方法、书写法则、书写的文化约定，也会涉及到书写艺术的问题。而把历史背景问题弄清，书写的研究也便迎刃而解了。
本书可贵之处在于，我们藉此获得的，不是感觉的臆断，而是对客观史实的真切感知。如书中内容涉及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及其书写规则的问题。近世出土的简牍中有大量官吏抄写的法令、文书、日记等，如云梦睡虎地《为吏之道》，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等，结合传世文献如东汉蔡邕《独断》、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研究发现，汉代官文书的书写是有严格约束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中有一条：“□□□而误多少真实，及误脱字，罚金一两。”这是对脱误字的具体处罚规定。作者还特别关注了文吏的书写活动，继而详实的考察了书写与吏的择取、考核的关系。文吏在汉代是较为独立的阶层，在汉代官吏制度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他们不要求精通儒家经典，只要很好的弄懂法律条文，具备一定的书写文案的能力即可。在强调以德立身，以经仕进，儒学之上的时代，他们并不被“儒生”阶层看重。但说这些文吏创造了半部汉代书法史并不为过，他们的书写活动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具体到简牍的书写上，简牍的形制限制，毛笔的精工细作，书写要求的快速流变共同催生了隶草杂糅、古朴自然的汉简书迹。敦煌汉简中有一些奏书就是草稿，这些奏书要经过定稿后再抄写发送，其间流露的蛛丝马迹被作者捕捉，还原出文吏书写的真实原始的过程。
汉代书法的大发展离不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文字的规范。从汉代小学到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者几年以来积稿盈箧，搜集大量史料，与管枢纽结处耐心求证，审慎考索，旁征博引，才使我们对汉代书法的认识变得丰厚饱满。
书法的研究如果不放在当时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尊重书法的文化背景和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作者一贯的坚持。这本书之所以能打动人，除了详实的史料支撑，历史学、文字学的考订功夫，还有作者开放性的思维和本书丰厚的文化含量。
汉代人留下的宝贵书迹，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历史还将继续，当我们驻足停留、回望追慕时，可以就此多一份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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