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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警

2009-04-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曾凡华 我有话说

阳光像无数面小镜子,在小楼窗外泛黄的草地上闪耀着。我看见几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啄食着草籽,倏忽间又炸了群般地飞散开去……

“它们遇到黑猫警长了!”左芷津走过来笑着说。

我抬眼望望他,表示疑惑。他笑而不语,用手指了指窗外。果然,一只大黑猫从我们视线够不着的地方窜出来,朝奔逃的麻雀们“喵”了

一声。

这是早春的一天,在北京警察学院白色大楼的三层左芷津院长办公室内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我的采访由此而始。

刑事侦查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复杂起来

“你怎么知道吓走麻雀的是猫而不是人或别的什么呢?”

“若是人,偏南的太阳会把人的影子先投射过来。大院里禁养宠物,平时只有野猫出入。”

“你怎么知道是黑猫而不是别的颜色的猫呢?”

“草尚未返青,黑猫失去了保护色,故偷袭没有成功;若是别颜色的猫,也许就……”

“这就是你们刑警破案常用的推理分析法吗?”我打断了他的条分缕析,想直奔采访主题。

他笑了笑回答说:“那是福尔摩斯用的,现代刑侦还须凭借许多高科技的手段。”

我早就听说左芷津平时就养成了一种观察和推理的习惯,即便在家也不例外。有一次,当护士的妻子身体不舒服在家休息,他下班回来后将妻子一天的活动描述得一清二楚,妻子奇怪了,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通过观察和推理分析出来的:看到沙发巾略显零乱、外衣有折皱,推断她是和衣躺在沙发上看了很久电视;看见碗里的新鲜蔬菜,推断她带病去了一趟菜市场……

“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提出的结果,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觉得惊奇,这是因为那些人忽略了作为推理基础的一些细微地方。”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给我讲了一个通过“细微地方”而破了案的故事……

这是一个盗窃案。发生在北京城区一个大户人家的老宅门。警方通过侦查,发现盗贼是从空调机管道里爬进去的,管道缠的塑料都老化了,作案现场没发现指纹,没找到脚印,从客厅里遗落的半块面包以及半盒牛奶里,也没有检测到对破案有用的东西。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的左芷津奔波了一天刚回来,听说后便亲自赶到现场进行勘查:从室内到室外,从卧室到客厅,从墙角到门缝,来了个“痕迹大搜索”,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就在准备离开现场打道回府的当儿,左芷津瞥见了卫生间浴缸里那缸洗澡水,便又踅了回来。他从上面的漂浮物断定,这是有人用过了的洗澡水,从澡水“脏”的程度,又推测这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而且是今不如昔、即过去能常洗澡而现在缺乏洗澡条件的人;他从作案者从容不迫的状态上分析,判断此人对主人家比较熟悉……

经过综合分析和推理,左芷津认定这个行窃者是个曾在主人家呆过后来又离开了的人。然而证据何在?

左芷津将求证的希望寄托在洗澡水的沉淀物里。但在以往见过的所有中外案例资料中,多是用唾液、血液做DNA,都没有提到过从洗澡水中检测DNA……

“搓澡泥里可能会有人体的上皮细胞,可试着做一下DNA!”法医出身的左芷津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从不放弃现场任何细微证据的习惯。他很欣赏这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检验结果让人意想不到:洗澡水沉淀物里竟含有质量和数量俱佳的DNA。于是,他们顺滕摸瓜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经抽血检测,其血样的DNA与案发现场洗澡水中的完全一致。案犯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交待了作案全过程。

从这个案例中,我窥探到刑事侦查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作案和破案都提升了科技含量。“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复杂起来。案情千变万化,破案的关键,在于找出犯罪的痕迹即证据,而证据总是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伪……

“没有不留痕迹的现场,找不到痕迹,只能说是我们无意中将证据丢失了!”

从左芷津给我讲的另一个案例中,我悟出了刑侦学的另一种意味。

这是一起凶杀案,案犯在杀人后焚尸灭迹,连骨灰都抛洒干净了,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没有不留痕迹的现场,找不到痕迹,只能说是我们无意中将证据丢失了!”左芷津说。在这个四壁被粉刷一新、重新铺了地砖,连窗户也擦拭清洗过了的涂料场房间里,他找到了罪犯杀人的证据。

当时,侦查人员在这个涂料场勘查了好几天,真是挖地三尺、连地砖都撬开了,仍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罪证。

难道就这样让罪犯逃之夭夭吗?左芷津心有不甘。凭着多年刑侦技术工作的经验,他推断案犯妄图隐藏的第一作案现场,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被粉饰装修一新的房间。然而案犯极力要掩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痕迹!

真可谓惊鸿一瞥,就在左芷津抬眼看窗户的一霎间,他发现一点淡淡的泛黄的油渍,就附着在那扇碎了玻璃的纱窗上……

这会不会是人的脂肪?左芷津脑子里立刻跳出一幅幅案犯作案的画面:案犯行凶后将被害人塞进自制的焚尸炉内,浇上汽油焚尸灭迹;人体脂肪燃烧时伴着烟雾水汽遇冷凝固,附着在纱窗上,形成淡黄的油渍物……

能不能通过科技手段确定这燃烧过后打碎了化学分子链的油渍物是人的脂肪油而非矿物油或植物油呢?

左芷津想起外地一家检测机构刚刚攻克的一项新的科研成果,于是派专人坐飞机将提取的样本送去化验。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淡黄的油渍物就是人油!

凭借这有力的证据,警方将案犯送上了审判台:法庭上,案犯供述的犯罪情节与左芷津推理描述的惊人一致。

“现场没有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疑点,进行大胆的推理。我们刑事技术实验室不可能拥有一切技术手段,但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不断增长我们的破案能力!”

北苑家园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左芷津在勘查现场的卫生间时,发现一把浸泡在水池里的西餐刀,同时在一个开关盒下方发现一串滴落的血迹。他当即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右手可能受伤,此血迹即为嫌疑人所留!”

判断来自严密的推理:因开关下方血迹滴落的轨迹是垂直的,而灯的开关盒位于墙角,那么,在狭窄的空间里,嫌犯只能用右手摁开关,左手开灯无法形成这样的血迹……

但大家对这血迹遗留物仍心存疑窦:它究竟是嫌犯沾了被害者的血还是嫌犯自己受伤出血造成的呢?

左芷津推断:“如果案犯手上沾了被害者的血,在开灯时,血迹滴落的形态就该是由浓到淡,而现场血迹上下浓度一致,只能是案犯受伤出血滴落而成。”接下来,他又对案犯受伤原因进行推测:案犯用西餐刀行刺时,因刀柄很短而刀身很长,反作用力会使刀向反方向顶回来,嫌犯右手掌很可能会被顶回的刀刃割破,因地上未发现血迹,可能是嫌犯对伤口作过处理或对现场作过清洗后才逃离的……警方因此对周边医院和卫生服务站实施布控,看有无右手受伤前来医治的可疑者。

果然,不出左芷津所料,嫌犯在12小时内即被抓获,审讯中交待的作案过程,与他在现场推断的完全一样。不过,案犯不是如他推断的清洗后才离开现场,而是换了件被害人的衣服逃离的……

对此,左芷津狠狠地扣了自己20分。

法国之行亲历信用卡失窃案,刑侦人员该如何处理社会矛盾?

左芷津的博学,来自他的勤奋。他出自平民之家,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但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在下乡当知青的日子里,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没有电灯自己做个小油灯照明,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以后,他回城当了工人,又自学高等数学,在接近而立之年才考上大学,系统学习了医学知识。大学毕业当了刑警之后,他又继续考研读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法医学博士。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他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11”恐怖袭击案发生时,左芷津正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办公楼里上班。他的第一反应是向美国提供灾难事故个体识别援助。他立即用英文起草了一份电报,在第一时间发往全体成员国,询问各成员国能否派出识别死亡者身份的专业队伍,并要求他们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统一表格登记死难者的个体特征信息……左芷津干练而细密的工作作风,给国际刑警组织那些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纽约市市长朱丽安尼特别致信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对他们的这次个体识别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后不久,足球世界杯在某国举行闭幕式,一个成员国紧急报告:据可靠情报,有人准备用火箭袭击该国足球队赛后返回乘坐的飞机……正在指挥中心带班的左芷津闻讯,立即组织其他值班人员研究实施援助方案,力求从每一个环节上改变原来的安排,秘密转移球队、换乘私人专机、重新制定飞行路线和起飞时间……在左芷津严密的组织下,危机化解了。

“除了管理模式和刑侦技术专业化的提高之外,刑侦人员的素质还体现在如何处理社会矛盾上。”左芷津讲了他在里昂亲历过的一件事……

那一次,左芷津和外国同事一道去吃麦当劳,当时是一位亚裔侍者接待了他们。因为食品一时没备好,这位外国同事付了账后,随手将信用卡搁在食盘里,以为过会儿亚裔侍者送食品来时,会将信用卡一道送回。然而回来时只顾吃饭,忘了信用卡这档事。一周后这位同事才发现信用卡不见了,赶紧打出单子一看,已经少了近两千欧元。

通过回忆,他们认定是当时在付账输密码时,那位亚裔侍者偷看并记住了密码,趁他们大块朵颐之际,拿走了信用卡……

事后他们发现,在信用卡失控45分钟后,已被人提走了第一笔款。于是,这两位国际刑警跑到了里昂警察局报案。受理报案的那位胖警察非常认真地作了笔录。他们告诉胖警察:作案者就在那家麦当劳餐厅当差!可胖警察却丝毫没有出警的意思。

报案者急了,正欲发作,胖警察笑着向他们示意:别急!只见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那家麦当劳之后,证实的确有一个亚裔侍者,便让老板将店里的录像封存,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左芷津和那位外国同事要求派人去麦当劳抓人,胖警察仍是笑着摇了摇头,告诉他们:别急!然后慢条斯理地在那张报案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大名,递给他们说:妥了!只须将这笔录交给银行就可以了,下个月就会从银行得到全部赔偿……

事情果然按胖警察说的那样兑现了,但左芷津许久都没想明白此中的道理。

按自己在国内的行事方式,应该是接到报案,拿到证据,即可出警将窃用信用卡者抓获收审,再绳之以法,而法国胖警察为什么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左芷津总算是弄明白了胖警察的用意。原来,他是在搞“和平共处”!

首先,对报案者来说,丢了信用卡,被人盗用了一笔款子,心里自然窝火,要让他高兴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分不差地挽回自己的损失,否则,盗用者即便被送进监狱坐穿牢底,外国同事的损失也补不回来。

其次是盗信用卡者,他在此事件中算是占了便宜,盗用了两千欧元即罢手了,知道再花多了警察就会来找麻烦。显然,他缺钱,贫穷是引起社会不安的一个突出因素。但他好歹有一份工作,不算赤贫,若因这两千欧元而受处罚,被炒了鱿鱼,甚至蹲了大狱,放出来无人雇用,就可能会去偷或者抢,犯罪行为就会升级,社会矛盾自然加剧。

对胖警察来说,他已认真作了笔录,知道报案者受了损失,但损失不算太大,不必去抓人,抓人就要动用警力,抓回来就要组织人力审讯,审完就得进入司法程序,要起诉、开庭、雇律师辩护,接着是判刑、关押,管他吃住穿,一系列的司法程序带来不小的司法成本……然而,胖警察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四两拨千斤,把问题解决了。

就银行方面而言,因有保险公司,一旦出事就可索赔,虽说保险公司赔了钱,但他们赢得了信誉,保单会接踵而至……

这样看来,矛盾被胖警察轻而易举就化解掉了:外国同事获得赔偿,高兴了;盗信用卡者占了便宜,高兴了;警方不用出警,司法成本减少了,高兴;保险公司虽赔了钱,但提升了信誉度,也值得高兴……

当然,这种处理方式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行窃者,但是,它却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置轻微犯罪的大问题。因为处理不好贫富间的矛盾,就有可能使原有的矛盾升级以至产生新的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左芷津从此中得到了一种启示:和谐社会需要宽容,但宽容的界限在哪,宽容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刑事政策调整到什么程度才是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

他提出的问题,让警界、法学界以至社会学界,都刮目相看。

赴英处理中国拾贝者遇难事件,人文情怀为中国赢分

那次海难,惊动了世界。

21个中国偷渡者在英国莫克姆湾海滩捡拾鸟蛤时因突然涨潮而遇难,中国派出以左芷津为团长的中国警方代表团赶赴英国,协助英警方认定中国遇难者的身份并进行善后。由于这是中国警方首次采用国际刑警组织灾难死亡人员个人识别表,故外国媒体特别关注。

行前,左芷津已将遇难者身份核实的相关资料输入了手提电脑。因此,抵达英国之后,很快就认定了21名遇难者的身份,其速度之快、准确度之高、工作态度之严谨,让英国警方感到吃惊。他们没想到,中国警方对遇难者的国内信息搜索调查,用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灾难死亡人员个人识别电子表格,每每遇到疑难,那位操一口娴熟英语、气质不凡的中国警官“左”,就打开手提电脑,调出相关图片文字资料,让疑难瞬间化解……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勘查莫克姆海难行将结束之际,中国这位左警官悄然跑到花店,买了一大捧鲜花,踏着刚刚退潮的海浪,庄重地将鲜花投入大海,代表遇难者亲属、代表这次前来协助处理海难事件的中国刑警、也代表死者生前曾一度离弃却又梦绕魂牵的祖国,向这些一心想摆脱贫困、偷渡海外捞金而不得却意外丧身异国海滩的拾鸟蛤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祭奠……

事后,我问及他此举的动机和用意,他沉沉地说:“没什么用意也无所谓动机,我只是寻找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

“你当时考没考虑过,他们的非法移民身份?”

“我当时想的是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一脉同胞,是不幸的受害者,不管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英国,其移民身份合法与否,他们的生命权理应受到尊重!”

然而,正是这一出于个人情感表达的花祭行动,被海外媒体广为传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理念的全新诠释,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具体表现。由此,左芷津也意识到,一个中国刑警在国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代表个人,也代表着国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望望那轮已沉入西山的太阳,我只得中断了我们的对话。这时,左芷津指指窗外,笑着对我说:“那黑猫警长又逮住一只大耗子了!”

我探头一看,楼下草地上,那只黑猫果然逮住一只大耗子,正用爪子在够它的尾巴,很满足地喵喵着,表现出一种胜利者的骄傲。而此刻的左芷津也手托下巴,很满足地在欣赏着黑猫警长摆弄老鼠的动作。

我突然间想起西方哲学家休谟说过的一句话:在帮助不幸者时,在安慰忧伤者时,在教育堕落者时,在中止残酷的命运或无情的人们对善行与德行的侮辱行为时,能得到多么大的满足啊!这,也许正适于中国刑警左芷津此时此刻的心境……

 

曾凡华湖南溆浦人。现任《纪实》半月刊杂志社社长、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多部诗集、散文集、小说等,长篇报告文学《神农架之野》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荡匪大湘西》获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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