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结合邹韬奋的报刊实践,笔者认为,“韬奋精神”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为目的;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等方面。
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为目的,是韬奋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是与韬奋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分不开的,贯穿了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就像一条愈发鲜明的红线,在韬奋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他所主办的报刊,得到了生动和鲜明的体现。
1930年以前,韬奋的思想属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范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7月,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表现出了鲜明的抗日救国立场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1932年上半年,面对愈加严峻的现实,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两篇文章,标志着韬奋思想的重大转变。在《我们最近的思想与态度》一文中,韬奋公开声明:“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动民众的不平行为”,“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
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韬奋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期间,他被迫出国流亡并实地考察欧美诸国,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了圆满的答案,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有关中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
从1935年8月至1944年7月,韬奋的思想进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集中反映在他积极主动地靠近共产党,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并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工作和行动。1935年8月回国后,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创办《大众生活》,提出了“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克服个人主义”三大目标,并向读者宣布他办的刊物是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1936年,他宣布《生活日报》是“人民的报纸”,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
二、以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
韬奋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办报刊首先要有正确坚定的立场,才能提供给大众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脱离了大众立场而只图私利的报刊是没有生命力的。为此,他一直努力将报刊办成为反映“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的舆论机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韬奋逐渐完成了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后来在《经历》一书中回忆:“《生活》周刊既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作出发点,……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1930年至1932年间,韬奋在《生活》周刊先后发表了《我们的立场》、《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我们最近的趋向》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韬奋反复申述了自己办刊的立场、信仰和态度。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
韬奋在自己的报刊生涯中,特别重视言论工作。这些言论是他的大众新闻立场的重要体现。韬奋从《生活》周刊的“小言论”到《大众生活》的“星期评坛”、“漫笔”,再到《抗战》三日刊的“时评”及《全民抗战》的“每周评坛”等,他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立场鲜明,慷慨凌厉,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韬奋始终立于大众立场,立志作大众的代言人。他一方面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投向劳苦大众,另一方面将极大的愤怒与不满投向当局的错误行径和社会的丑恶现象。
1937年1月,韬奋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道:“我在20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20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
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
韬奋要求时时处处以民众为主体,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考虑和体现民众的利益与需要。
在服务精神方面,韬奋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的要求。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主张报刊应以“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们的服务精神”服务于大众,报纸要替群众说话,成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进而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在服务对象上,韬奋的着眼点也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其他劳动者。他宣称《生活日报》要冲破“中国人民大众,教育不普及,购买力极低”,“许多人不能看报纸,许多人能看报纸,而买不起报纸”等难关,而深入最广大的群众。为了贴近读者,他始终把看读者来信当作“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他“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韬奋要求办报刊在文字和内容上要大众化,文风要“明显畅快”。在《本刊与民众》一文中,韬奋郑重表明:“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
“忠诚为民,时刻为民,一切为民。”韬奋在从事新闻工作30年间,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大众,始终信守为读者、为大众谋利益的宗旨,把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方向与目标。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再次表明,人民大众是社会的主体,民众意识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主流。韬奋的报刊正是体现了这些要求,才促成了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坚强堡垒。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