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鲁迅的著作可谓多矣,但能找到其思想深层结构的论者却寥若晨星。高远东的著作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在《鲁迅的可能性》一文里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精神隐喻。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高远东写道:
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渝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高远东进入了那个扑朔迷离的对象世界。许多难以深入的话题悄然冰释。于是想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对主奴关系的颠覆。我们由此想到他对《新青年》同仁的批评态度,他在左联中的紧张感,都有选择中的抵抗吧。以鲁迅为参照,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挑战,高远东比那些把五四经典象牙塔化的学人更为具有张力。也由于这一概念的发现,鲁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现象都找到了一种解释的入口。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吞并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互为主体”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析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解析民族与民族、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能解析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紧张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互为参照的意识被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所掩盖。鲁迅不得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上。鲁迅讨论问题都限制在一个语境进行,比如宽容是好的,但对手如对你不宽容,就不必去讲宽容。只有斗争才可能争来宽容的环境。待到那个新环境到来时,就不该再怒目而待了。鲁迅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却不愿深度阐释。因为他知道,在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奴隶们要争取的是自由的空间。自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使别人不自由。正如他所说,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这些潜在的观点过去阐释的不多,鲁迅的文本的丰富化与阐释的单一化,或许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巨大的潜在意识所致。鲁迅研究必须探到暗语言与暗功夫中。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区里。
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但有时候看到学人们从那个思想的海里打捞精神的因子,以耀眼的光泽照着读者,遂感到思想的跋涉的可敬。我们对经典的阅读还多流于表面,而像高远东这样深切独思的人,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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