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厌恶夸夸其谈的花言巧语;相反,他嘉许寡言少语,推崇不善言词、甚至有点拙笨的“木讷”,盛赞它是“近乎仁”的美德。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所欣赏的“木讷”,大致包含有这样几层旨意:
其二是朴素、本色的言说。关于言说,孔子认为只要表情达意即可,“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所谓“辞达而已”,即质朴的说话,不虚夸、不矫饰、不造作,此意诚如朱熹所揭示:“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与此“辞达而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孔子很反感花言巧语。一次有人谈论其弟子冉雍,说他有仁德,可惜短于口才,即“雍也仁而不佞”。文中的“佞”字,即工言辞、善表达的意思。孔子一听,立即反驳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文意是说仁德比能说会道重要得多,巧言善辩不仅无益于仁德,反而会遭人痛恨。所以在《论语》中,我们可以屡屡看到孔子对花言巧语的挞伐。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如“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再如“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不难看出,对虚夸矫情的“巧言”和滔滔善辩的“利口”,孔子不仅斥之为“鲜矣仁”,还抨击它“乱德”,甚至还指斥它有祸国殃民的极大危害。
其三是严谨、慎重的言说。“子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文中“无所苟”,意即所言必有据,所说必有依,而非恣意随性,凿空蹈虚。事实上,孔子甚为反对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反对夸大其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而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
最后是“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还十分注意言行的一致性。“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言必信,行必果。……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意即说到的,就要做到,而做不到的,就不要信口开河地乱说,“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另外,前面所引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就已包含了这层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所强调的言行一致中,“行”是更为重要的,“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的意思显然是做得好要比说得好更重要,所以他认为要认识一个人,光“听其言”是不够的,还要“观其行”。“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对“行”的重视,是其反“巧言”、倡“木讷”的必然结果,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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