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2月26日，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在新闻出版总署隆重举行。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领导和《中国出
版通史》项目的顾问、编委会成员、作者等70余人出席会议。现将有关讲话及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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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通史》项目1996年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提出,2000年正式启动,2002年,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同年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准顺延为“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7年结项,成果为优秀。2008年12月正式出版,历时八年。全套通史由九卷构成,分别是:《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共近400万字。 |
许嘉璐：
这部书的影响超出了出版界、学术界
首先我对《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表示祝贺，对参与这项出版工程的所有领导和专家表示敬意。最初接到邀请，我觉得是好事情，原以为只有一两卷，没想到是按时代分类的九卷本，可以说接到邀请时是心动，看到书后是震动。我看了斌杰同志作的总序和每卷本的目录，众多名家经过八年的努力写出了这样的洋洋巨制，我除了心动、震动之后就是感动。特别是当今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之风，这批专家在社科规划办公室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总署的领导下，能甘于寂寞，整整用八年时间写完一部书，在当今的中国实在太少了，所以我感动。我觉得这部书，表露了它的时代胸怀。还有一点，就是帮助社会去掉些浮躁。要研究问题就必须沉静下来，不计名利，淡泊一切。这部书的确像许多同志说的，是开拓性的，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填补了空白，我希望它空前而不绝后。
《中国出版通史》是把中国的出版史放在了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背景当中来论述的，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出版既是保存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离开了其他的文化，离开了世界的文化，是研究不透的。中国的出版史之所以悠久，与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核心价值和文化的形态是互相促进的。这种观念就是精神永存。有了这个观念，先是靠口耳相传，而后就是靠造文字，靠印刷、靠雕版、靠石碑，同时这和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不重视出版，蔡伦的纸就发明不了，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雕版印刷也发明不了，活字印刷也发明不了。这些发明反过来又促进了出版。所以说要把这套书放在一个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审视是很重要的，《中国出版通史》这部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出版界，超出了学术界。
一个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化为普及，它的生命力是不旺盛的。因此，我建议研究所要以这部书为蓝本，写通俗读物，通俗到初中生能够读懂，普及研究成果，弘扬出版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要把这个通俗读本翻译成英、法、德、西、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通俗读本翻译的时候要注意话语体系的转化问题，要让外国人读懂。希望这部凝聚近200位专家心血，历时八年、耗资不菲的书走近老百姓，走出国门，这个走出国门不是出版史走出国门，而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柳斌杰:
《中国出版通史》是当代出版史学工作者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这部集近200位专家学者之力，历时整整八年才告完成的通史性著作，不仅填补了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在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出版优秀遗产等方面，具有久远的历史意义。我曾多次讲过，出版这个行业本身是个小行业，但它涉及到整个中国。历史归根结底就剩下出版和文物这两大类，出版和文物能见证历史。几千年的历史，涉及到文化史、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没有这些东西，出版史自己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历时八年时间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史学巨制。
《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是当代出版史学工作者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出版史学者自觉地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和崇高的社会责任，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中国历史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当前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而进一步增强坚持改革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出版通史》的编纂，正是当代学者自觉担负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盛世修史的盛举。
《中国出版通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历代出版活动及其影响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概况和总结，对继承、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对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长远价值。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出版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版史，《中国出版通史》充分重视各个民族出版史的研究，从搜集史料入手，反映各个民族文字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这也使出版史研究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出版通史》通过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学术研究，在系统梳理几千年出版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展示历史成就，揭示出版的内在规律，总结其间积淀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为新时期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以史为鉴的重要参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出版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不仅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为传承文明、繁荣文化培养了专家队伍，积蓄了优秀力量。作为盛世修史的行业盛举，《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面世，无疑是当前出版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体现和必然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出版业“精品战略”的成果。
作为第一部有关中国出版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中国出版通史》既是对以往出版史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它明晰了编辑、出版、印刷、出版物流通等基本概念和范畴之间的界限，在一系列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上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统一了思想，把出版史研究、出版学学科建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面世，是出版史学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出版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进一步开拓我国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总顾问）
石峰：
加强向社会大众宣传出版文化
《中国出版通史》从项目启动到正式出版发行，历时八年，工程浩大，困难重重，得来不易。这套书之所以历经种种困难而最终得以出版，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热情支持，将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从现在成书的情况看，尽管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套书基本达到了目前我国出版史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对出版学的建立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出版史的研究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在出版史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上，在学界还存在不同见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出版学的建立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在《中国出版通史》出版之际，我谨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活跃和深化出版史研究。通过《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联络全国关心出版史的学者，形成研究合力，立足学科建设，做好研究规划，使出版史研究形成规模，引向深入。有关研究编撰人员要继续对一些尚未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概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要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以便在以后增补修订时充实完善《中国出版通史》的内容。
二，要对《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纂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中国出版通史》既是一部完整的通史性著作，有自己统一的体例和严谨的结构，又在各个分卷体现了各个作者的独立见解和写作风格。这种既集体攻关又发挥个人所长的做法，使这部著作不仅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有新意，有自己的特点，这也为今后同类著作的编写和集体课题的完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此外，在《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撰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也值得很好地总结，以带动和影响其他课题项目工作的进行。
三，加强向社会大众宣传出版文化。要调动各种宣传途径和手段，一边研究，一边宣传，一边推广，进一步扩大出版的社会影响力。将来还可以把这套书做成电子版或者简写本，通过数字化手段和普及的形式，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出版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使中国出版所承载的历史资源、历史经验、历史智慧更好地惠泽后人。
四，做好《中国出版通史》的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中国出版史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将其推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出版通史》学术文化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有责任将这一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宣传、出版和版权部门的大力支持，希望新闻界、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同志们共同努力。
五，重视《中国出版通史》的修订完善工作。《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来之不易，但其中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不妥之处，欢迎出版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挑毛病，提出批评。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加以修订，使之更趋完善。希望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从现在起就要做《中国出版通史》修订的准备工作，要作出规划，要有专门机构负责，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进行修订。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主任）
张国祚：
《中国出版通史》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
《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是图书出版的一项重大工程，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优秀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有五大特点：
一是选题重大。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可以为中国文明的传承提供一个重要平台，为中国历史的展示提供一个重要窗口，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挖掘提供一个重要宝库，也是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二是导向正确。《中国出版通史》的导向把握的比较好，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结合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三是视野开阔。《中国出版通史》不是仅就出版谈出版，它不仅涉及出版业本身，而且还广泛研究了影响出版事业发展的各种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发展的背景；不仅涉及到了我们中国出版业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涉及到了世界文明发展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论及中国出版历史时，它不仅着眼于汉民族的出版历史，而且把少数民族的出版历史也都包括进来。这就从出版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元文化融合而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出版史也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四是方法科学。《中国出版通史》的研究内容，既有定性的分析，又有定量的分析；既注重史从考出，又注重论从史出。既把出版事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从特殊规律上加以认识，又把出版事业放在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加以思考，使读者对各个时期的出版业发展，既能知其然，又能全面深刻地知其所以然。
五是质量权威。《中国出版通史》所参与的专家都是知名的，都具有一定学术权威性。由于资料翔实、系统全面、考据比较严谨、分析比较透彻、说理性比较强，所以这部书被公认为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性的，是里程碑式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奠定了这部书的权威性地位。
科研无止境，未来出版史的研究要以《中国出版通史》为起点，进一步开拓，《中国出版通史》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精益求精；这部书修改完善后还要把它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扩大它的国际影响。这必将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有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影响，有利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
郝振省：
呕心沥血打造精品力作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本着“打造精品力作，传承出版文化”的宗旨，恪守三个“至少”（即至少让编撰者自己满意，让专家学者满意，让读者满意）和三个“对得起”（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底线，为确保《中国出版通史》项目质量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建立了良好的把关机制，打造了课题质量的坚实基础。在总的成稿过程中，实施了编委会对副主任、副主任对分卷主笔、编委会办公室对副主任及分卷主笔的责任机制。在成稿前，实行“三不”规制，即：没有充分了解和掌握《编撰手册》要求，不能进入起草明细提纲阶段；明细提纲未经编委会讨论认可，不能进入到试撰写阶段；试撰写的某一章节的体例、内容等未经编委会讨论认可，不能进入正式撰写阶段。在成稿后，我们实行了编委会、史学专家、编辑专家三级审读制度，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资深的史学专家和编辑专家对稿件进行审读，从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的调整，到文字的斟酌推敲，层层把关。
第二，调动了多方面的科研力量，保证课题权威性。组织了史学界、出版界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撰写，邀请权威专家担任主笔。为了提高课题质量，我们还邀请多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项目的进展提意见、对已完成的文稿进行审读。算上后期的出版编辑及审核，参与这项学术工程的专家有近200人。
第三，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把统一编撰体例与尊重学术个性结合起来。《中国出版通史》项目不是一个单纯的编纂活动，它首先是一项富有原创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专题研究之上的综合性研究。为此，我们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先后召开了18次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500余人次，印发简报及纪要30多期，邀请了顾问、编委和作者就不同阶段研究撰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讨论，对一系列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初步奠定了《中国出版通史》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著作的基础。在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双百”方针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尊重作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风格。编委会几个副主任和编委会办公室按照分工，与各卷主笔建立学术联系，切磋、交流，保护和激发了学者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史学专家、编辑专家审读书稿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大家都能本着对学术、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撰过程中的讹误和遗憾。为了确保研究质量，我们甚至下决心对不够负责任的专家进行了审慎调整，该项目的延期也与此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这种求真务实的风气，贯穿于整个通史撰写的始终。
第四，实行了编辑出版责任制度，打造图书精品。在编辑出版阶段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工作委员会，全权负责《中国出版通史》的编辑出版工作；制定了《中国出版通史编辑体例》，要求各个编辑加工环节严格执行，以确保各卷体例的统一；聘请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兄弟出版社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编辑专家（一般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年以上，同时也是这一专业在出版行业里的权威人士或学者）担任特约编审。
上述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出版通史》研究撰写和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2003年4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项目检查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国家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黄长著研究员对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围绕《中国出版通史》项目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9月在国家社科规划办召开的全国重点规划项目会议上，我们应邀介绍了组织《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撰的经验。2007年3月，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最终成果，全部九卷、近400万字的书稿呈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并被评为“优秀”等级。
《中国出版通史》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力图突出一个“通”字，避免流于专史的简单拼盘，注重时代精神对出版活动的整体影响和整合作用，注重出版内外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在其中贯穿了“以史为鉴”的学术追求、世界史的眼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观念、大出版的视野以及“史从考出、论从史出”的史料学观点，并体现了加强学科建设的努力。作为首部有关中国出版发展的通史性著作，《中国出版通史》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开拓性成果：
1.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历代出版活动，时间跨度上起商周、下讫公元2000年，叙述的出版史长达3000余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出版通史。
2.首次对少数民族的出版史进行了梳理，各卷的内容都涉及到了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出版的发展状况，是中华民族完整的出版通史。这里我们要感谢史金波教授等专家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
3.首次囊括了港澳台地区的出版史，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出版通史。
4.首次对现当代出版史进行系统梳理，叙述的下限直至公元2000年，填补了现当代出版史研究的空白。
5.首次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史进行了系统梳理。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宋木文：
正确反映和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事业是《中华民国卷》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正确反映和处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出版事业是《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民国出版史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撰写，不是简单的“由分散叙述改为专章模式”，而是顺应了历史走向，把握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斗争与出版文化的内在关系，反映了具有时代内涵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出版文化现象”。因此我认为，民国出版史因其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正确处理，而成为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系列的一部成功之作。
九卷本的《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是出版史学研究和建设的开创性的重大成果，这首先体现在对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上。斌杰同志的总序和编者的前言，对此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有其指导实践的理论意义，是非常宝贵的。同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形成了一支出版史学建设的基本力量和基本队伍，这一点也有长远意义。在编委会的指导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作为这套大书编撰与出版工作的组织者和承担者，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自己在出版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中国出版通史》作为我国第一部出版通史是开创性的，但也应是阶段性的，还需做长期努力。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顾问）
李致忠：
再接再厉，不断修订完善
从最初策划，到今天召开出版座谈会，《中国出版通史》的编纂出版工作已八余寒暑。今天摆在各位面前的这部《中国出版通史》，绝不仅是作者的成果，而是多方努力的共同结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出版活动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涉及出版的有其二。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我们有责任早一点写出自己的出版通史，以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国的地位相匹配、相协调。可是这个课题、这片生荒之地始终乏人问津、乏人开辟。直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才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力量将《中国出版通史》写了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把握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机。
《中国出版通史》的问世，就作者而言只能说有筚路蓝缕之功，尚不敢言什么巨大的科研成果，最多算是一项阶段性成果。我们所诚恳希望的，是此书行世之后如何搜集读者专家的各种意见，倾听他们的批评，尔后再接再厉，在此书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继续加以研究并不断修订完善，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出版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