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毅：将用毕生精力揭示一个奥秘

在杭州人许毅的名字前面,通常应该加上一连串定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委员、浙江省性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性病艾滋病协会常务理事……许毅的时间就被这些身份瓜分殆尽,连双休日也不得休息,他的生活就在接二连三的出差、讲课

许毅抽着烟,歪着头,手托下巴,正在听一个穿着简朴的男人焦急地描述他女儿的病情。男人的女儿坐在凳子上,目光呆滞,显然得了某种精神疾病。父女俩辗转来到杭州,希望这位在病人中有着良好口碑的大夫能还给他们一家曾经的正常生活。

但精神科医师只是许毅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连轴转的本职工作之外,许毅还忙着一项可能终将“费力不讨好”的研究,这项研究他已做了16年,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试图用毕生精力揭示一个奥秘,但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结果。”说起这项研究,许毅的表情凝重起来。

这项研究就是探索同性恋的成因。1993年起,这项研究使许毅成为国内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专家之一。

“那时压力可真大,说什么的都有,下流医生、不务正业……”

1993年初,许毅在挪威科技大学研究脑生物学时,他的导师、挪威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一番话,对他产生了至深的影响:“许,任何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都不是空穴来风,必定有生物学的基础。目前没有发现,那一定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而不是它不存在。”许毅记住了这句话,但他当时还没想到这会引导他去做同性恋研究。

回国之后,许毅开始着手创建浙医一院精神卫生科。在此期间,他听到了另一句震撼他一生的话,这来自一个男同性恋者小常。

就在许毅回国时,杭州广播电台新开办了一档夜间节目《悄悄告诉你》,节目涉及到性科学和同性恋话题,许毅被请去主持节目。小常就是在听到这个节目后找到许毅的。

那是1993年6月中旬的一天,小常来到许毅新创建的精神卫生科门诊。与想象的不同,这位在读研究生不是来寻求治疗,而是来寻求倾诉和理解的。小常对许毅说:“我们同性恋群体就像宇宙当中的流星,永远没有着落点。”许毅闭上眼睛,想象着在一片浩瀚的星空里,在各个恒星之间,一颗孤独的流星不断地蹿动,漫无目的地漂浮着。这场景使许毅感到震撼。在当时,同性恋群体根本不被社会理解,常受到猛烈抨击,就像流星,在人群间寂寞而不安定地存在着。之后不久,小常去了大洋彼岸,留给许毅一叠书信,这成了他日后研究同性恋的珍贵资料。走之前,小常向许毅告别:“我在美国也不可能生活得很好,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至少别人不会直接干预我,或者逼迫我与异性结婚。”这种悲观的生存态度应是当时这个边缘群体的真实写照。

许毅把这次见面汇报给了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陈昭典教授。没想到,陈校长告诉了他另外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迫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以同性恋为由处分了学校内一个医生,但他始终认为,那位医生是一个好人。陈校长说出这个医生的名字,许毅一听,竟然是曾经给自己上过课的老师,而且确实品德优秀。这件事在陈校长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长久的心结,所以他非常支持许毅进行同性恋研究。他说:“如果你做这方面研究,要保证获得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学术责任你承担,政治责任我承担。”

当时已是上世纪90年代,但同性恋仍然是一个有风险的课题。一家严肃杂志称“同性恋是资本主义腐朽现象,中国不存在同性恋”。陈校长的力挺,是顶着压力的。

1994年5月,许毅赴广州一个同性恋集会考察。集会上,这个自认“在南方也算秀气”的杭州人第一次觉得自己“五大三粗”。他身边聚集的这400名男人全都文气、优雅、女性化,从长相到举手投足都散发出特殊的气场。许毅想起了回国前挪威导师说的话,他相信如果同性恋者“能在两小时内灵敏地嗅出同伴的聚居点”,那么这群特殊的男人一定也有跟常人不一样的生物学基础。他终于决心要对同性恋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研究,找到改变他们性取向的钥匙。

这年秋天,经过一番艰苦的论证、求情,他终于获得了以研究同性恋为主题的政府科研资助项目,正式开始了同性恋研究的漫漫征程。多少年过去了,许毅现在可以用轻松诙谐的语气说:“那个时候压力可真大,周围人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下流医生、不务正业、自己是不是同性恋等等。反正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想干好自己的活。”

目击同性恋酒吧

3月中旬的一天,记者随许毅来到杭州西湖边一家偏居一隅的同性恋酒吧,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下去,里面的装饰与别的酒吧没什么不同。

尽管这天是周末,酒吧里开始时却只有10多位客人,3台电视机放着同样的DVD片,可没什么人看,顾客散坐在吧台和小桌边。从穿着看,他们可以是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只是拾掇得更为干净。酒吧老板与许毅是老相识,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柔和的声音侃侃而谈。他讲圈内的故事,给我们看自己化装成女人的照片,使用丰富的肢体动作。

晚上9点以后,酒吧逐渐热闹起来。有大学生模样的人上台唱歌,唱的是红楼梦里的一段戏,果然温柔婉转。

许毅是这里的常客。每次他一到场,最角落里的那个位置一定会有且只有一瓶啤酒等着他。只有当他需要采集同性恋血液做样本时,男人们才会齐刷刷地过来。这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心想帮他们的,所以他们对许毅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又有非常合作的朋友关系。因为他们也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好端端的女人不喜欢”。

当然,信任从来不会是空降的。若干年前,许毅还是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时,这家新开业的酒吧就被公安局盯上了,老板找他求助。于是,许毅“利用”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和医生身份,到公安部门据理力争,终于把这家酒吧保下来了。

好医生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一个研究了16年的群体,如何不让人产生感情?对许毅来说,这种感情就是悲悯,好医生应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中国的同性恋群体,惨就惨在有70%是结了婚的,其中有60%又离婚了。”许毅用杭州腔把现实糅合进黑色幽默,“为什么?我们的大伯大妈们特别爱管闲事,看看你小伙子长得蛮好怎么不结婚,就忙着帮你相亲,有几个说我们实在烦死了没办法,只好结了又离。”同性恋者的婚姻因此大多不幸福。有两个从陕西逃婚到浙江的同性恋者的境遇,让许毅和他的法官朋友至今还在唏嘘:“两人要是落到今天就救下来了……”

许毅声音低沉:“1997年,西安两个小伙子要好了。家里知道后又打又骂。他们只好结伴出逃。逃的时候带了800元钱,很快用完了。”许毅把他们的出走比作逃婚,只是结局让人唏嘘,因为没钱,他们走上邪路:麻醉抢劫,结果在杭州被抓住。他们共抢了11.5万元,当时的量刑标准是麻醉抢劫10万以上判死刑。许毅参与了这个案子的审理,他很明白同性恋的生存环境,不愿意两个年轻人为了逃婚而付出生命代价。于是斟酌之下,他提笔写信向中央领导求助,中央领导回复:慎重处理。最后两个年轻人保住了一个。

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许毅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惜,很惨痛,很内疚”,他们是被他当成孩子看的一群人。在他看来,这些孩子都不应该是坏人,尤其像这样因为家庭原因而被迫走向不归路的,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人都有。就像许毅在《性的奥秘》一书中所说,要改变对同性恋的偏见,“需要有持久、广泛和合理的努力”。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法律是对同性恋相对宽松的法律。”许毅认为国内的环境对同性恋还是有人性化的一面。也许,这个个案终会成为“持久、广泛和合理的努力”中的一块基石。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

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许毅也总是念念不忘,并再三要求隐去姓名。某省级科学基金办的一位主任从2001年开始,连续4次批准了许毅的同性恋研究科研申请。而批第一份申请标书之前,他们完全不认识,促成他们相识的,就是这份“写得不好”的标书。2001年的一天,这位主任约许毅喝茶,帮助许毅改写了标书。这是接连4次批给他项目的开端。之后,这位主任一直给予他职权范围内尽可能的支持,直至卸任。主任对许毅研究的评价是:这是真正的科学探索。

这是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的实验,他证实了同性恋是受激素影响产生的

社会应如何对待同性恋?也许他们只是需要被正确看待。而许毅给同性恋的定义是:非常人。非常人,与常人不同而已。

在许毅的《性的奥秘》一书中,同性恋章节的提要里有这么一段话:公共态度是完全反对同性恋的。同性恋者被广泛认为是越轨的、堕落的、对社会有害的和病态的。但是,心理动力学派、行为科学、社会学和生物学派都对同性恋提出了各自的认识。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同性恋从其精神障碍的诊断条目中删除。许多专业工作者认为,同性恋是既不比异性恋更正常或更自然,也不比异性恋更不正常或不自然的一种性生活方式的变异。

这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在科学和法律界对同性恋认识的进步,只是到目前为止,谁都不知道同性恋为什么会成为同性恋。而从一开始许毅就清楚,如果想找到同性恋的物质基础,就一定要先找到他们的社会现象。

早在研究初期,许毅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诺贝尔奖近100年的历史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得主没有一个是同性恋。另一方面,在音乐、时装、美发和设计界同性恋集聚,比如早已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时装设计大师拉格菲尔德(香奈儿设计师)、乔治・阿玛尼、范思哲。

显然,不是因为做了设计的职业,才让他们拥有超凡的才能。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审美与动手能力的平衡,才让他们在设计界脱颖而出。许毅经过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的雄激素只有正常人的2/3,而他们的雌激素却高达正常人的3倍,这就使他们同时拥有男人的动手能力和女人的语言及审美能力。

相对地,要拿到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不光要智商高,还要求空间构想能力突出。如果体内有过量雌激素,则不太可能具有这种能力。“我们知道,男人在动手能力方面更强，但女性的表达能力超过男性。”许毅举了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来说明男女智能结构上的差异,“女人经常迷路,就是因为她们空间思维的局限。”

为了证实这一现象,许毅做起了动物实验,他要通过控制激素水平,把正常的小白鼠改造成同性恋。在实验室里,许毅把新生老鼠用大量雌激素覆盖,等长大后观察行为，结果他成功了。

这是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的实验,他证实了同性恋是受激素影响产生的,并构建出了同性恋基因的动物模型。回忆起从2002年到2006年这4年在小白鼠身上的实验经历,许毅说:“做得很难很难。”

接下来,许毅打算让研究方向重新回到“人”身上。他的男性同性恋基因模型已经有了眉目,但显然,这又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不为粮谋为艺谋

研究同性恋成因16年来,许毅已经接触了超过2000位同性恋者,其中大部分成为了他的朋友,收到他们的书信、日记、文章1000多篇,抽集血样300多份。“和他们交往没有诀窍,就是真诚,让他们知道我是一心想帮他们。”他说。他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性科学研究十年成果一等奖,被称赞为“领先十年,不可复制”。但这远远不是终点。许毅还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和18位同性恋者的约定:“我会穷毕生之力帮你们解开这个谜。”

现在,许毅可以用淡然的语气评价自己漫长、复杂的研究历程:“在我整个研究过程中没有亮点,都是踏踏实实地平稳过渡。如果要揭穿一个自然现象,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成果。”许毅相信自己的研究一定会有收获的一天,只不过在有生之年他可能将看不到答案:“筛选一个基因至少十年,上帝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我只期待我的学生中,有人愿意接下去进行研究。”

“这项研究会给你带来什么?”我们问。

“没什么。”许毅回答得很快,“我始终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奥秘,我一定要解开这个谜,知道他们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不为粮谋为艺谋,同性恋群体是不被人理解的群体,研究同性恋同样是不被同行理解的事情。许毅说,当母亲得知某人是同性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要命啊,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要去做同性恋!”可以想象,同行对许毅这个研究的反应也差不多会是这样:好好的研究不做,为什么要去研究同性恋啊。事实是,为了这项研究,他的确需要面对同行的不解和玩笑。而且为此,他的临床课题完成了五六年后,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晋升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但有妻子和导师的支持,他感到满足。

在这16年里,许毅已经完成了男性同性恋在人口中的比例、心理学特征、生殖激素、神经心理学特征、社会行为特征、大脑性兴奋区域、大脑神经解剖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目前中国大陆首创的。

对于研究前景,许毅做好了为后来人奠基的准备。既然只是为了解开一个谜,便不急于在任何现实角度得到回报。“要说立法,那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去做的事情了。”

许毅知道,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此后十余年,他将依然跋涉在探索的道路上,为后人能够行至千里而积累跬步。而在他的办公室里,依旧会不断有满怀希望的患者和家属赶来。看来,许毅放在家里的3000多张古典CD,只能等到这个爱听音乐的精神科医生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去听了。

许毅说，他会穷毕生之力帮同性恋者解开谜团，尽管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