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豆双禽瓶（作于清末）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烧造期如同流星，一闪而逝，但其窑火釉光的瑰丽奇谲，则照亮了中国制瓷历史的
在清末历史的瞬间，在湘东一隅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便是这样从中国陶瓷烧造的窑火中喷射出了无比华美又无比贵气的耀目光焰，并凝成永远的传奇和永远的谜语。
是艺术的瑰宝，是智慧的结晶，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珠胎，是漫漫中国制瓷史上的丰碑……无论怎么赞誉，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价值的光芒，如同闪闪的北斗，至今仍让人可望而不可企及。
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历史的釉光――醴陵釉下五彩瓷珍藏展”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举办，展览时间为一个月，展出的藏品均是珍贵的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毛瓷”、现代名家艺术瓷。
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中国瓷城――醴陵”所创烧的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及世界陶瓷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烧造时间短，传世作品稀少，故极为珍贵。据专家估计，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精品存世量仅约400余件，今湖南省博物馆珍藏1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7件（现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内设有“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展览和熊希龄先生创烧釉下五彩瓷的专题介绍）。
素有“瓷城”和“第二瓷都”之称的中国醴陵，远在东汉时期就有大规模的陶器作坊。清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开设瓷厂，以手工拉坯，松柴为燃料，龙窑烧制，产品以碗、碟等粗拙土瓷为主，此为醴陵制瓷之始。五彩瓷器自明代创烧以来，一直以釉上或加上釉下青花彩的传统形式烧造。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时，虽有五彩加金、加蓝和粉彩等工艺，但均没有突破以釉上彩为主的局面。清光绪三十年，在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拨银十八万两，由熊希龄先生在湖南醴陵实地考察后，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与文俊铎先生一起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并筹建“湖南瓷业公司”。他们引进人才与先进设备，改进制瓷工艺和烧造技术，创烧出了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由于这种釉下五彩工艺的创烧，让绘画彩料经高温烧制后藏于釉下，使烧成后的瓷器不易磨损，且无毒，于是成为当时清朝皇室指定的专用瓷具。醴陵瓷制作突破了历史局限，从材质、技术加工、造型、装饰和烧成多方面，整体谋划并首创了中国釉下五彩瓷器的新品类，开创了我国釉下五彩瓷的先河。
荷花挂盘（作于20世纪90年代）□黄永玉画
醴陵釉下五彩瓷将一种传统的绘画艺术呈现在瓷器上，使其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出现，其特点清雅、温润、素洁、静
美。正由于它的高雅神韵与独特的创新工艺，醴陵釉下五彩瓷于清宣统元年在“武汉劝业奖进会”中获得第一等金质奖；清宣统二年，醴陵瓷器获“南洋劝业会”第一等奖；清宣统三年，醴陵瓷器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最优奖”；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享誉中外。醴陵釉下五彩瓷从此被国内外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
清末期间，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厂房被炸，工人流离，湖南瓷业公司创造出的釉下五彩瓷所采用的特殊的釉和青染料从此消失，加上烧制成品难度大，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传世作品罕见，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没能引起世人的足够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窑为毛主席烧制了主席专用瓷――毛瓷，并一举成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国宴用瓷，沿用至今。同时，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也成为联合国宴会专用瓷器。这些都证明了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从成功创烧后具有了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它的重新挖掘、创烧不愧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在我国制瓷史的工艺变革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为拯救中国瓷业的衰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专题展览中，湖南省人民政府邀请知名收藏家罗磊光先生，将其所珍藏的100多件珍品参加此次展览。通过完整展现“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毛主席专用瓷――现代醴陵艺术瓷”，在展示其罕见性、珍贵性、艺术性的同时，让观众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详细解读醴陵釉下五彩瓷，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罗磊光先生热爱传统文化，历时18年,寻访大江南北,搜集到了300余件醴陵釉下五彩瓷精品，他的收藏深得国内外陶瓷专家的首肯，一致认为：此项收藏弥补了我国陶瓷史上的空白，罗磊光可称为“清代醴陵釉下五彩瓷――收藏第一人”。
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必是文化上的复兴。惟文化上的复兴，乃使一个民族灵魂醒觉，精神振起，而创造力迸射空前，所谓“当惊世界殊”。
办一个这样的展览，其目的亦是检视民族的文化遗产，用历史的光芒照耀当今，并使得世人找到新的精神出发点，一往无前，创造明天。这便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积累薪火，而后乃成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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