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工厂劳动节放假。小卢一早就起来了，他要去火车站接从广州回家的弟弟。在广东打工4年多的小卢今年春节后就没再回去，在家乡就近找了份工作。弟弟听他说这里的企业效益不错后也决定就此返乡。小卢所在的湖南湘潭九华经济区的爱铭数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广东东莞转移过来的电子企业。“老板是广东的老板，同
小卢是上百万名被金融海啸推到失业边缘的“打工者”中的一员。爱铭公司则是上千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中的一员。在同样的命运面前他们做出了一致的选择――放弃“坚守”，选择“腾挪”，离开沿海地区，挥师西进。而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打工者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对小卢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告别了长年“候鸟式”的生活。开放型的现代经济，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能够自由、合理地流动。但是，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核心区，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流动人口”、“农民工”的形式存在，年复一年地在省际间流动，也造就了“春运大军”、“返乡潮”这些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这种年度性的人口流动模式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不协调：工业生产与能源、原材料产地脱节，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不均衡。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务实之策。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将这一思路提上了实施日程。东部沿海在历经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其过度依赖外源经济的特质愈加显露出后继乏力的疲态，长期存在的土地空间狭小、能源资源短缺、人口压力过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问题，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提升的障碍。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建设过程中，拥有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业冲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无疑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既可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又可为沿海地区引进现代化新产业腾出空间。而这种劳动力随资本转移的做法也将使多年来的“民工潮”和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以缓解。
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看到，即便内陆地区出台了多项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但是出于成本、价格、产业链配套等因素考虑，许多沿海企业对转移还是很犹豫。要使企业愿意来、住得久、扎下根，关键要在产业转移之“转”字上下足功夫，而不能在“搬”字上急于求成。
首先，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企业搬迁，而是在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层次的提升，使产业转移的过程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契机。中西部经济不可能是原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复制，而要通过相应政策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招商引“智”引“技”；同时，严格生态执法，让环境保护始终走在工业开发的前头，不能降低对“进门”产业的选择标准。
有人把配套产业链比做企业成长的“土壤”。企业在转移过程中可能出现“水土不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赖以成长的“土壤”变了。因此，要吸引企业转移并扎下根来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移土栽培”，把“土壤”一并承接过来。除了许之以政策优势、环境优势，收受地更应注重培育产业的“土壤”，通过引入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企业随之跟进，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此外，要在政府引导下实现有序转移，避免无序竞争。对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盲目追求产业转移园区建设规模与数量的做法要坚决遏制，防止其一哄而起，遍地开花。
政府也要懂得有“舍”有“予”。一方面，要对沿海企业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包括技术含量、自主创新能力、单位产出能耗等指标，鼓励沿海经济核心区加快产业升级；同时要对转移的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土地、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政府要切记，转移的企业才是竞争的参与者，政府要做的是自觉规范行政行为，不能做市场秩序破坏者。
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产业重新布局时期。据测算，到明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估计将达到1.4万亿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黄金周期只有3至5年，东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估计5年左右完成。毫无疑问，谁抓住这轮产业转移的机遇，谁就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成为日后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
随着沿海企业和外商投资的北上西进，以及中西部、东北地区内在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时代，进入一个整体上提升并均衡城市化过程。专家断言，假如这个趋势能够很好地保持的话，中西部地区至少能够在今后15到20年内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