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来的。他提倡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来观察历史。
1995年，我们动念以清代“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为题材创作历史小说《大清商埠》，便一头扎进茫茫史料堆中。
相对历史长河，“一口通商”前后的广州对外贸易仍属于“小历史”，故而有必要放置到历史的大坐标来审视。中国的朝贡制始于商周，至明清有三千多年历史，明清奉行的朝贡贸易，有着极深远的渊源。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中国，她的灿烂文明令周边的政权和部族仰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的外延不断扩大，1667年，经地方官“润饰”的荷兰“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朝漏露”（印光任《澳门纪略》）。中国君臣本能地把远道来的欧洲商人视为“贡商”，把贸易商品当做“贡品”。清朝皇帝正在做“八方来仪，天下归一”的美梦。
今日看来十分荒谬的事情，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的大陆国家，西南西北的峻岭荒漠阻隔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然而，放到横向的坐标世界史来观察，中国君臣未免夜郎自大了。广州“一口通商”前后，欧洲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清廷仍奉行亘古不变的祖制，对外贸易受朝贡体制的严厉制约。广州贸易的最大缺憾是未起到必要的窗口作用，科技含量极高的“贡品”竟被嘲弄为“奇技淫巧”，西方人仍是不开化的“蛮夷”。既然是这样看待西方文明，不思变革也就成为自然。“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1793年英国访华特使马嘎尔尼不止一次重申这种观点，不幸成为预兆封建中国的谶语。
历史观决定小说家的价值取向。不过，历史小说的宏旨不是再现历史，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的首义，作者应尽可能避免赘述历史背景及常识，把笔墨集中到人物上。写活了人物，“历史”也就蕴涵其中。《大清商埠》的中心人物是草根出身、身居十三行总商尊位的潘振承。如果潘振承的形象立得起来，小说才算成功。否则，小说想表现的“大历史观”即便是高屋建瓴，也都是空中楼阁。
历史小说创作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胸中要有“大历史”，落笔则要贴近“小历史”。“大历史”体现出来的是历史规律，“小历史”则是一连串人物事件，犹如长河中的浪花、森林里的叶片。小说家专注的应是浪花和叶片，一滴水可见太阳，一叶落知天下秋。
“小历史”具有偶然的特性，作家感兴趣的正是偶然性的人物事件。偶然中有必然，必然就是“大历史”，写好偶然也就映照了必然。必然中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偶然，但偶然终究不可逆转必然。广州商人和朝廷君臣的诸多行作是偶然，比如乾隆逆世界潮流制定更严厉的锁国政策。他的心态可透过晚年的一首诗窥视：“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闭关不开方可求全，可保“朕天下”千秋万载牢不可破。但历史不以“天下共主”的大清皇帝的意志为转移，蕞尔“藩属”屡屡进犯“天朝”，“天朝”丧权辱国，朝贡贸易和天朝美梦一道寿终正寝。历史告诉后人：闭关不能自守，开放方可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