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休闲的意义主要在于消除身体疲劳和调节精神压力两个方面。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的消费人群,可能偏好于不同的休闲模式。
1、“经济人假设”与“显阔休闲”。“经济人”概念最早由帕累托引入经济学,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经济人”的基本思想。在
2、“效用人假设”与“理性休闲”。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把经济人假设推广到了非市场行为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之中。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就是经济人的延伸,个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算计,都是获得最终效用的投资行为。他据此用经济人假设解释人类某些非经济行为,如利他、尊重等。贝克尔将经济人假设中的“利益”扩展为“效用”。他承认经济人假设对于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学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在经济人假设下,人们总是在既定约束下选择和追求最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方案,即寻求利益极大化。而“效用人”是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既有衣食男女的官能之欲,还有利他主义的牺牲之欲,运用自己的有限理性在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将经济人假设扩展到包含各种效用的非市场行为,使之呈现出效用化倾向,比如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超过从消费物质资料中得到享受的人,所追求的是“尊重”这种非商品性资料的满足。“效用人”在进行休闲活动时,会更理性地考虑休闲成本,故而不会主动地进行过度消费,这是区别于“经济人”假设下“显阔休闲”的,笔者谓之“理性休闲”。这类人在进行休闲活动时更多追求休闲的效用,进行的主要是成本低、收益大的休闲方式,故舒展身心缓解压力成为主要目的。从休闲成本上看,主要包括进行休闲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心理成本。从休闲收益上看,主要包括休闲者身体疲劳的缓解和精神压力的释放。“效用人”会权衡休闲的成本收益,采用合适的休闲方式。
3、“情感人假设”与“快乐休闲”。情感人假设基于如下的认知:人类欲望的本质是追求精神快乐,人类的所有需要都是对于快乐的需要与痛苦的避免,各种物质对象只是满足人们精神快乐的手段。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与欲望的真正本质并非在于“物质利益”,而在于“精神快乐”。无论“经济人”还是“效用人”,都是被假定成追求物质利益的物质人,“情感人”则不同,他追求的是精神快乐。在“情感人”假设下,休闲方式是“快乐休闲”的方式。“快乐休闲”不同于“经济人”的“显阔休闲”、“效用人”的“理性休闲”,它强调休闲活动的目的是以快乐为测度标准。“快乐休闲”中的休闲者对于世界认知和感悟的能力更高,更加追求心里愉悦过程,是一种高级的心里体验。这些人对休闲环境和休闲活动内容有更高要求。“快乐休闲”体验者对环境保护意识、对消费物质的适度需求等特征都有利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与其内心的和谐,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休闲体验。
4、“自由人假设”与“畅爽休闲”。“自由”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liber,意思是“得体、高尚而慷慨的自由人”;到了1776至1788年,在吉本和其他人的使用下开始转变为“容忍、免于歧视的自由”。笔者所指的自由人,是在社会中具备政治、经济、文化自由,或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并在意识上强烈追求这类自由的人群。这部分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中是独立的经济个体,尊重多样化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通常受到过先进文化的教育,尊重人性、尊重自然生态环境。“自由人假设”下的休闲方式我称之为“畅爽”式。这种休闲方式有法律的保护、经济的支持,以及社会中“潮”文化的影响。这种休闲方式区别于“显阔”,因为这类人并没有为自身谋利的社会经济等其他目的;区别于“享乐”,因为这类人并不完全遵守休闲的效用函数;区别于“快乐”,因为这类人虽然追求人类快乐欲望的满足,但在选择休闲方式时会体现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关特征,可以说是“快乐”的“升级版”。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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