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宽阔的心胸包容一切,甚至包容整过自己的人
雷云是一个心胸宽阔,大肚能容的人。他乐于助人,甘为人梯,对后学尽力提携,百般呵护
作为浙江理论界的领军人物,雷云很重视人才培养。例如他对省委党校陆立军教授非常器重。他患胃癌手术前,组织上问他有什么需要交代,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能解决陆立军等几位学者的任用问题。
“这是他的临终遗言啊,临终了还想着我!”谈及此,陆立军激动不已。
雷云对理论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不遗余力。1990年的一天,他获悉嵊州有一临时工酷爱理论,写了一部30万字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稿。在许多党员干部中理论已不吃香的年代里,居然还有如此热爱理论的年轻人!雷云很是高兴。他了解到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生活窘迫,便力荐这个本无资格的青年到理论岗位工作。这一荐之功使一个临时工成长为专家,此人就是现在的中纪委杭州培训中心教育长兼培训处处长陈武明。陈武明从省委党校毕业后工作难以落实。从不为自己的事求人的雷云却四处求人,专程赴绍兴请友人帮忙,才把陈落实在绍兴市社科联工作,后又调省社科联。陈武明一直不知道是谁在暗中帮他,至此才获知自己的一切缘于这位长者的默默帮助,不由得感激涕零。
如今,当年的临时工已成长为浙江理论界活跃的专家。
“雷部长是我的引路人,没有他,我绝不可能从事理论工作,绝不可能有今天!”陈武明激动地说。
何止陈武明!雷云对后学一概如此。他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即使是县委宣传部一般干事、党校一般教员给他来信,他都亲笔作复,为他们的稿件精心修改,向报刊推荐发表。他对后辈推爱甚挚,期许甚切,其情感人。这也是浙江理论界对他执礼甚恭的一个原因。
雷云更有容人之量。陈武明说,一次他在雷云办公室见到雷云属下一学者与雷云就学术问题发生争论,那位学者非常偏激,上纲上线批评雷云,而雷云一点也不生气,始终面带微笑细心倾听,然后心平气和地解释。
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同事动手打了他。平反回杭州后,这位同事到杭州求见,他照样热情招待,还请这位同事吃饭。
2002年年底,雷云回母校参加同学会,与他同居一室的竟是当年反右时整他“反党材料”的同学。这位同学非常尴尬,雷云却反过来劝慰他:“历史问题应历史地看,那都是过去的事,不必介意了!”他还给这位同学留了名片,特意写上家庭住址,欢迎他有机会到杭州家中来玩。
“如果有这样的人,那应该是出土文物!”
有一次我参加浙江的一个学术活动,餐桌上众人议及学问成为商品、学者趋利之风日盛时,一学者认为也不尽然,并举例说,有一位专家,外出讲课、应邀做报告从来不收讲课费;手中有权,从不为家人亲友牟利,也不用公车办私事;单位让他用旧房换新房,但补交的几十万元钱他付不起,只得放弃,尽管这套房子市场价近300万元。
有人不信,说,若果有其人,此人应是“出土文物”。
自然,这个“出土文物”就是雷云。
雷云淡泊名利,名缰利锁很难束缚他那不羁的心。作为省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领导,雷云经常应邀去做报告,开讲座,退休后仍如此。但无论在位或不在位,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收讲课费。主办单位不依,他则费尽口舌解释。邀请单位常偷偷把钱塞进他包里,他回家发现后必自己贴钱把钱寄回。
问及他为何不拿讲课费,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拿了钱,这个意义就变味了。又说:作为共产党员,不该拿的绝不能拿,该拿的也不一定要拿,何况这钱我拿了不富,不拿也不穷,我现在生活已很不错了。
他在省委宣传部任职时,根据省里要求,干部的奖金按群众评议分级,他得分最高,按规定应拿最高等级,但他却坚持拿第二档。他担任省社科联主席,关系在宣传部,因此,社科联的所有福利他都拒绝拿,不拿的理由是:不能拿双份。
有人说,现在一些专家当了领导后,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利的经典做法就是拿课题,因为拿了课题就有课题费。而雷云当了两届省社科联主席,手上批了多少课题?自己从没拿过一个课题,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课题费。
一次,省社科联组织去香港考察,此时他退休在即,而他又没去过香港。作为组织者,他完全有理由参加。但他退让了。结果直到今天他也没去过香港。
退休之后,有一个单位多次主动邀请他随团访问韩国,所有费用都由这个单位出,但他认为自己已退休,再用公家的钱出国不妥,婉拒了。
他唯一的一次公派出国经历是199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赴苏联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苏联发生“8・19”事件,考察中途而返,这个团也就成为苏联解体前苏共接待的最后一个中国代表团。
雷云不会电脑,他所有文稿都是手写后请人打印。省政府后门的杭州新天图文制作社是雷云经常光顾的打印店,店主杨德成说,像雷部长这样的大官,写的又是研究马列的文章,谁会自己掏钱打印?杨德成记得,一次,省社科联一位处长到店里拿材料,发现雷云在此打印论文,便告诉杨,这是我们的老主席,以后他来打印,全部挂账,我们结算。但雷云却坚持自己付账:“我打字,怎能让单位付账?”
“党员干部怎能为家人谋利益?”
公私分明,对此雷云绝不含糊,他绝不为家人牟利,连他独生女儿的工作也没管。浙江省记者协会主席马雨农曾非常感慨地向我谈起他亲历的一件事。他在浙江省广电厅任职时,一次招聘记者,在审查已被录取的人员的简历中看到雷云的名字,大为惊讶,雷部长女儿报考自己主管的单位?居然不给自己打招呼?会是他女儿吗?他拨通了雷云的电话,得到证实。马雨农感慨不已。他说,在这次招考中,他接到许多说情电话或条子,却没有雷云的,而雷云不但与他私交不错,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啊!
雷云的难友――当年同被错划为“右派”的台州地委党校叶光宇医师闻此后说,我太了解老雷了,对他来说,这类事很正常,如果他为女儿的工作找关系打招呼,那就不是雷云了!
雷云妻子在郊区工作,上班、生活很不便。雷云部下分管干部的某副处长主动提出帮她解决调动问题,雷云婉言拒绝了。
雷云做了胃全切除手术后仍常应邀到外地参加学术活动,因身体虚弱需要妻子陪同照顾,他坚持一条:妻子的差旅费必须自理。为此他还与接待单位“吵架”。
雷云在位时,一次赴上海庆贺岳父80寿辰,自己买了火车票,车队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杭后他即去车队交汽油费。车队同志匪夷所思,开玩笑说:“雷部长你大概钱多得用不完了吧?”雷云说:“这是私事嘛!”
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这是雷云的人生信条。在物欲横流的世风中,这位76岁的老人更加恪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人生信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