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备受朋友怀念的出版智者

2009-06-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永贵（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 我有话说

胡愈之（

1896―1986），原名学愚，笔名伏生、化鲁，浙江上虞人。1945年抗战最后一年，有消息传到内地，说胡愈之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听了，都感觉异常的怅惘”。于是大家纷纷拿起笔，一面著文怀念，一面又希翼“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国内知名的《中学生》杂志，还刊出专辑，叶圣陶、茅盾、傅彬然、宋云彬、伯寒、胡子婴等人撰文纪念。不久，郑振铎也在上海《周报》上写了追忆文章。死讯最终果然是“误传”，但朋友们当时“噩耗”之下，流露出对“亡者”的深切怀念，确乎“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叶圣陶说，与胡愈之作朋友，很少有泛泛之交的。这组怀人文章，很能说明这一点。

写纪念文章的人，都或长或短地，与胡愈之一起共过事，不仅私交好而已。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而胡愈之人生工作的第一站，便是商务印书馆。1914年胡愈之18岁时，以练习生的身份，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杜亚泉主管的理化部和《东方杂志》编辑部，很快熟知了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第二年，他就正式参与了《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仅胜任，而且愉快。有人统计，到1919年底，胡愈之以各种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译文就达210篇之多，而他的愉快，则来自于商务印书馆为他提供了读书学习和成才的好环境，有杜亚泉、钱智修等忠厚长者可供随时请益，有涵芬楼丰富的藏书可供长期利用，有六小时工作制之外的闲余时间可供业余自修，有《东方杂志》各科信息交汇的工作平台可供纵横驰骋，使仅读了中学二年级的他，迅速长成一个能编、能译、能写的专家学者，在有关文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和哲学思想等方面，时见文章发表。

与胡愈之相比，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的时间，要晚两年，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才从北京聘入商务与胡愈之同事，叶圣陶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间是在1923年，那就更要晚些了。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均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胡愈之同样是该会的会员，入会号数为48。对文学事业的共同志趣，使他们“由相识而相熟”，进而产生友谊。

温和敦厚，是胡愈之给朋友们的普遍印象，这大概也是胡愈之人缘特别好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儒家说：“君子和而不同”，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外圆内方的性格气质，在胡愈之身上得到有机统一。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胡愈之积极与新闻界联系，把别家不敢刊登的稿件，拿到商务职工专此出版的《公理日报》上发表，以报道真相，冲破压迫，指导舆论。与此同时，在他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上，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撰写了《五卅事件纪实》一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进程。当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次日，他路过宝山路，见到惨不忍睹的屠杀情景，他被深深地刺激了，“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这是相处多年的郑振铎唯一一次看到胡愈之一反平日温和常态――“他气促息急地跑到了商报馆，立即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抗议信中写道：“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射击，伤毙至百余人”。抗议信联合了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签名，并在《商报》上公开发表。这封后来被周恩来称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壮举”的公开信，遭人忌恨了。多少受到传闻的“黑名单”威胁，郑振铎不久避走于英国，半年之后，胡愈之也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郑振铎说，这是胡愈之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三联书店1996年版《胡愈之文集》

从巴黎回国后的胡愈之，确实是一个实际行动者。他身与和组织了1930年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文化事件。他曾是1933年“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分子；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曾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一起，策动了隆重的鲁迅葬礼；当“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负责过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曾陪同宋庆龄赴苏州自请“救国入狱”活动。而他活动的主要阵地，还是新闻、编辑与出版，这不仅因为从“编辑室”出来的他对此十分内行，更因为他深知新闻出版所具有的强大的“集结号”功能，可以为其政治活动聚攒丰厚的人脉资源，可以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有力的舆论导向。胡愈之在这块阵地上做得是那样的有声有色，朋友们每每谈起，总是津津乐道。郑振铎在《忆愈之》一文中，如数家珍地写道：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灿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皇皇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郑振铎在文中所列举的事实，大致时间止于1938年5月，即胡愈之离开上海孤岛前，另外，此前不久，同样是由胡愈之一手策划，并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文中也漏列了。而在抗战爆发后的漫长岁月中，胡愈之的新闻出版活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也一如既往地做得可圈可点。

胡愈之1933年9月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时此地的党组织正处于最低迷时期，知难而进，反映了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人生信念。

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愈之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有了新的文化据点。他在新中国三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曾担任多种要职，但出版工作，依然是他系之念之，始终牵萦于怀的工作重点。他是我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主持着建国初期的出版大政方针，统一集中了全国新华书店，实行了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至今格局犹存；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张反映知识分子要求的报纸《光明日报》，至今出版犹劲；他亲手筹划了《新华月报》，1981年《新华月报》分出《新华文摘》，至今影响犹大……不管地位、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胡愈之内心深处，还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地道的出版人。当1986年1月，90岁的胡愈之真的蘧归道山时，出版界中著文怀念的人也最多。那时，叶圣陶正在生病住院，但他还是抱病“第二回”作文悼念“愈之兄”。40多年过去了，“愈之兄”的长处，在叶圣陶心目中，依旧一点都没有变。而他之所以愿意作第二回近乎重复的“依旧要说”，因为他觉得那“都是做人的根本，都是咱们应该向愈之兄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