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之初第一批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七七级学生们，怀着洒满泪花的兴奋和激动，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作为一个按钱玄同说法已到了“该杀头”年龄的“青年教师”，又十年里完全中断了学术研究，一无成绩，我也是怀着同样如
七七级学生于1978年初入校不久，我们现代文学教研室就研究决定，给七七级和即将入学的七八级学生一起，系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我与袁良骏兄搭档，首先承担这个任务。我分工讲五四和抗战时期两段，袁良骏则讲三十年代和“讲话”之后的两段。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备课，读作品，翻杂志，写讲义，于1978年9月初开始，我就首先仓促“上阵”了。
记得是在“二教”的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里。七七、七八级从已经是著名作家的陈建功到刚自高中毕业的苏牧这样一批“老少”学生们，还有刚走进北大的第一批研究生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等顶尖的“才子”，满满腾腾坐了一屋子的人。刚踏上踩一脚还有些颤悠的讲台地板，面对一大片充满兴奋也充满期待的眼睛，我的心砰砰直跳。这时我确然感到一种来自经验不多的内心压力，一种来自知识虚空底气不足的惴惴不安。
我1960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1965年初才毕业分配留校任助教。刚当了三个月六五级二班的班主任，“抬轿子”式的给六五级学生上过两次讲毛主席诗词的课，之后就奉命到郊区延庆山顶上一个小山村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之后的第三天，即6月4日，我才奉命，匆匆下山，回到学校。以后那动乱的十年里，我多数时间，是在学校机关作一个宣传干事，编资料，写公文，起草讲稿，最长的职事，是充当《新北大》小报的一个“黑笔杆子”。直到1977年“四人帮”垮台，才接受王瑶先生和袁良骏之约，回到系里，参加《鲁迅全集・坟》的注释工作。对于给学生讲课，特别是给二百多学生系统讲现代文学史课，我说自己当时内心有很“害怕”的感觉，确实不是今天故意编造的一种矫情或客套的饰语。
我给大家讲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讲三次“新旧”文学思潮的论战，讲鲁迅的小说，讲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诸位作家的创作，多是源自别人书本，现炒现卖，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心得，是少得可怜的。而且，我性情板滞，不善幽默，上课时的效果，与良骏兄相比，往往干巴宁静多而轻松笑声少。就是在这样的讲授与交谈过程中，在日常生活的交往里，那个时代里年轻人共同拥有的对于知识“疯狂的饥渴”，对于民族灾难之后抚平伤痕振兴崛起的焦虑，使我和七七级的“老少”学生们，成了心心相通的朋友，成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与时间竞赛的拼命者。我们同是心灵“荒原”上互为传递薪火的播种人。
在一年多紧张备课与教学中，我失去了宝贵的进行科研的时间，但却获得了与这个特殊人群之间进行交流所发生的精神闪光与心灵升华。他们不抱怨，不放弃，不疲倦，不停步，这样的渴望民族振兴努力自我奋进的精神，常常给我一种无形的激励。我在教学之余，与他们一样，以百倍的热情，想抢回失去的时间。为了备课，赶写更多一些给予学生知识资源的讲稿，为了鲁迅《〈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等书稿与学术论文的写作，常常开夜车，连轴转，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学生们对于我的劳动，也非常尊重和理解。讲课中，即使有肤浅，有陈说，甚至有知识的错误或硬伤，他们也从未计较，褒贬讥笑。我讲授五四时期三次“新旧”思潮论战的时候，其中之一，是《新青年》阵营与《学衡》派文人之间的论争，《学衡》派一个重要成员名胡先?，课堂上我一直将“?”误读为“啸（xiao）”，自己当时和课后，并未发觉。直至多时之后，偶然于一个场合，与友人谈起著名的生物学家胡先?先生，才发现我过去讲授中的误读，自感汗颜、惭疚，但已事过很久，来不及向那些“学生”纠正了。我曾想，听过我课的那么多七七级学生、那么多研究生、那么多进修教师，当时没有人出来纠正，决不是他们中没有人发现我的误读，而完全是出于对于一位“年青”老师的厚道与宽宥。这一字之误的经历，成为我此后一种引以自诫的警醒。
开象征派诗研究课，连换三个教室，蜂拥而至的学生挤碎了教室门上的玻璃
紧接着，1980年9月，我又为七七、七八级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新诗流派”的专题研究课程，讲授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诗的专题研究。接着又开设了以李金发为主要对象的“中国象征派诗研究”一门课。这些都是属于我自己研究的最新思考成果，又以文学异端性思潮流派研究内容为主，特别是以一直被主流文学史视为“逆流”的李金发象征派诗为讲授对象，带有很大的冲破学术禁区的挑战性和陌生性，颇受学生们的欢迎。上课地点，是在第一教室楼。开始我以为，选课的人，不会太多，让教务员定的是一个小一点的教室，可以坐几十个人就够了。第一次去上课，刚到了一教，走进大门一看，叫我非常惊讶：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外面还拥挤着许多学生，无法进去。没有办法，我找管理教室的工人，说明情况，他把进门右侧的大一点的教室打开，在走廊里等候的学生们，马上蜂拥而至，教室门上的玻璃“哗啦”一声被挤碎了。为此，我只能一面向工人道歉，一面恳求说：“碎了的玻璃，我们赔偿，还是请马上给开一个更大的教室吧！”值班的工友，看到当时的情景，没有说什么话，马上给我们打开了一教楼东头的一个最大教室，即一教101的门，所有来听课的学生，这下子都放进来了。一阵混乱过去，镇定一会儿，我开始了自己的讲授。
在这个课上，我努力贯彻多样流派共生依存、相互竞争的文学史观，追求多种潮流并存的文学生态，对于几十年来被压抑的现代派、新月派、象征派的诗歌，进行客观历史地梳理和辨析，对于一些美或不美的难解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审美品味。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艺术天地里，扩大了自己的鉴赏视野，也在悄然改变着长时期被禁锢的单一性文学史观念。期末他们交给我的考试、考察作业里，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极为开放的理论见解，反过来又给我以启发和教育，激励我以更大的勇气进行新诗多元化的探索。我后来出版的以象征主义艺术眼光透视复杂性文本的《〈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系列成果，是与当时在思想解放背景下，与七七级学生们内在精神的理解呼应和宽松开放氛围分不开的。认真的老师可以培养提升学生，好的学生也可以创造老师，我从与七七级学生群体的深层精神互动中，嚼味出了这样的生活真谛。
这些战战兢兢中开始的讲课实践，使我自真正意义上迟来的教书生涯开始，就体味到了一把做一个北大中文系教师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后来，有两件小事，我至今不能忘记。
一次，是我讲授李金发象征派诗的时候。下课后，陈建功走到讲台前面来对我说，孙老师，因为要去开个会，下次课，我不能来听了，提前向您请假。我对他说，你可以不必来听这门课了，这于你写小说，关系不大。他回答说：不，我还是要听的，李金发的诗里，许多对于自然的新奇感觉和拟人化的方法，对于我小说中景物的写作，很有启发。我了解建功是一个很真实很诚恳的人。我相信这不是他应付我的违心之言。他后来一直还是我选修课上的一名忠实的听众。
另有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夜晚，那时七七级学生已经离开学校两三年了，我应邀仍是在一教101那个教室，作一个也是关于现代诗歌艺术的讲座。前来听讲的学生，依然像以前那样，挤得满满一屋子。后面还有一些人，站着听讲，直到最后。讲课中间，有学生递上一个纸条来，我打开看，上面写的是这样两行字：“老师，请您坐着讲吧，也可以休息一会儿，桌子上有热茶！”当时，我用稍微颤抖的手，轻轻把杯子托起，停在脸前，我两眼模糊了。这时候，我想起了在这个教室里那些七七级学生们听课时候的情景，想起了他们那种流露着“疯狂的饥渴”的眼神，想起了那个群体所体现的北大一代又一代学人永不止息追求的无数闪光的梦。
我把这些发黄、变脆的作业文稿，像家传宝贝一样珍存
我一直珍存着这些学生们的作业。在199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卷里,我收录了他们在课堂上,在考试中,写下的解读欣赏一些诗歌名篇的文字。这本书，与后来编成的《导读》1937－1949卷、《导读》穆旦卷一起，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重印。书里面，至今镌有我所熟悉的名字：吴北玲、卢仲云、陈建功、夏晓虹，……高少锋、郭小聪、江锡铨等人，还应邀参加了后面两卷的撰稿。他们中间，有的人，或经常，或偶尔，还可见面。有的人，如吴北玲，和因此书与我有文字之缘的徐启华，已经过早地离开了大家！愿这里的几行文字，为他们远去的灵魂，送上一缕温馨。
再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教学、思考与审美的心血凝成的果实，是我与七七级这个群体之间，一份教学相长精神的记录，一份师生情谊绵延的象征。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灵性，他们的才情，他们的哲思，他们在北大那段短暂时光里永远令人回味的生命与青春的迹痕。前些时候，我将这本再次重印的小书，送给夏晓虹教授留念，她说了一句话：“看了过去自己的那些文字，感觉今天还真的写不出来了！”
我坚持宏观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时，继续作着导读与解诗的工作，并从七七级学生教学开始直至退下岗位之前，一直带领学生们参与这样的诗学批评实践，还将20年来他们先后所写的作业文稿，像家传宝贝一样珍存。文稿的纸，有的已经发黄，变脆，甚至有些“发烫”。我将它们付梓问世，是让他们解诗的精神劳动，今天还能够给更多的人，带去阅读中启迪与引路的温馨。
记得七七级毕业临走之前，写了一份向全系老师告别的信，是用大字报纸抄的，贴在五院小南门内走廊右侧的墙上。信里最末两段话是这样的：“老师，不知您是否知道，当我们站在您那斗室里，看着您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耕耘，播种，我们有多么辛酸。我们多想有点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切。可是一介书生，无能为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吗？会好起来的，我们这样盼望着。
“我们要走了，谁说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的心血，已经融进了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这些话，说得很动情，也很触动每一个老师的心。我当时读了，颇感到温馨和自慰。
这样就足够了！作为亲自与这样一群中国教育史上未曾有过的特殊学生群体共同走过那段岁月的一名普通的教师，还需要去奢望比这番情怀、心意和思考更丰厚的回报吗？
七七级这个群体，如云彩般地飘散于四方了。他们的生命之树已经结出了许多灿烂的果实。但令我和他们一起铭刻于心的还是：他们在燕园几年里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他们抚平伤痕后苦恋精神故土的记忆，他们吞咽下的岁月沧桑与苦乐，他们一路走去所曾经拥有的阳光或风雨，淡泊或辉煌，这就是一首永远读不完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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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石1935年11月出生，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散文集《生命之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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