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中国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
2008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时代》杂志又发表文章说:“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
“同样一个著名刊物,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恰恰无可辩驳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和伟大成就。”一些专家学者近日在学习讨论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下简称《六个“为什么”》)时,不时引用书中这样的事例来表达自己的共鸣。
《六个“为什么”》一书的理论魅力究竟在哪里?在专家学者的眼中,其实奥妙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书上了――那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深入浅出、情理交融地回答着人们所关心、所困惑的六个“为什么”的重大现实问题……
《六个“为什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
理论是有魅力的,如同艺术一样。《六个“为什么”》一书就是以其理论的魅力,结合实践的佐证,从浩瀚的书海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道思想的闪光。
“六个‘为什么’,涉及高举什么样的旗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等重大问题,既是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事关我们党、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看来,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只从理论到理论,或从实践到实践,那不可能说清楚、说透彻,也就不可能让干部群众信服。
程天权认为,《六个“为什么”》一书力求把抽象的理论问题与生动的实践结合起来,在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奋斗、新中国60年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基础上,分析问题、阐述理论,用鲜活的事实、生动的案例来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制度、发展方向等6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例如,在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六个“为什么”》引证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一事实,并列举了“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还略高”的事实。“这样的回答既有理论的高度概括,又有实践的有力论证,说理充分,事实生动,容易让人信服。”程天权说。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良好学风,也是增强理论说服力的重要原则。《六个“为什么”》一书把摆事实和讲道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鲜活的事例、翔实的数据,赋予理论以说服人、感染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回答六个“为什么”的这本理论著述,具有不同凡响的理论震撼力和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认为,《六个“为什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准确、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当今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明确地向世人宣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心和信心。
正如广大专家学者指出,《六个“为什么”》这本理论著作的出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回答了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这些正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前途命运关心的情感需求……
《六个“为什么”》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回答了困扰在人们心头的大是大非问题
“走回头路,就无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会失去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的良好局面;
“走回头路,就会回到封闭半封闭状态,就无法在同世界的学习借鉴和交流合作中实现自己的更快发展;
“走回头路,就不会有市场繁荣、产品丰富的生活,人民富足安康的美好日子就会失去。”
在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这一重大问题时,《六个“为什么”》既深刻论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深刻论证了改革开放不能走回头路。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张晓林对《六个“为什么”》中“不走回头路,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宝贵经验”的论述感触很深刻。
不少专家学者在学习和讨论《六个“为什么”》后纷纷认为,该书涉及的6个问题,既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当前困扰在人们心头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为广大人民群众解惑释疑。在这种背景下,《六个“为什么”》通过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透彻分析,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必然性的逻辑推理,回答了人们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比如,该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把一系列困扰在人们心头的大是大非问题论证得让人心服口服,达到了解惑释疑的目的。
张晓林认为,《六个“为什么”》一书正是在调研、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繁取要,概括、提炼、凝聚成为全社会甚至为海外世界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等6个重大问题而加以深入具体地论述。在论述中,既讲清楚了我们“必须坚持什么”,为什么“必须坚持”,也讲清楚了“不能搞什么”,析事明理、化解疑惑。
《六个“为什么”》一书既总结过去,站在宏观的历史高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回答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必然选择,又立足现实,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起点的高度,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论证了今天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必须”和“不能搞”――
“这样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这是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心声。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表示,我们党、我们国家之所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是少数人、不是我们党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现实的必然结论。
《六个“为什么”》从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批驳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错误思潮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一直就想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结果都失败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先生不允许中国学生走上与他们一样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
谈及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要让中国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的说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教授胡懋仁认为,《六个“为什么”》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走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不可能成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竞争对手,因为帝国主义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成为这样的国家。中国如果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分裂,社会就会动荡,这是非常危险的。
《六个“为什么”》正是从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批驳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错误思潮,让专家学者们感受到,这是一本切实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非常有用的学习补助读物。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举例说,《六个“为什么”》一书在论述为什么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时,特别联系苏联、东欧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出现繁荣,而且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论述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时,特别联系非洲许多国家实行多党制后,结果是“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的事实;在论述为什么不能走回头路时,特别谈到“走回头路,就会回到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就无法在同世界的学习借鉴和交流合作中实现自己的更快发展。”
“这样通过中国与世界、正面与反面的事实对照,就把深奥的理论问题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更有说服力、感染力。”程天权说。
歪理邪说最怕事实,困惑疑问最终也要靠事实来化解。《六个“为什么”》一书通篇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用历史的事实、现实的事实、国外的事实、我们自己的事实、正面的事实、反面的事实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什么”,为什么“不能搞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认为,《六个“为什么”》还认真梳理出一些政治和学术上的“敏感”问题。如针对一些人提出的我国应仿效西方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经济上应实行私有化”“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等错误认识,该书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回答,对于分清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都很有启发意义。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借‘普世价值论’宣扬西方‘多党竞争’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些错误思潮对人们的消极影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林泰说,《六个“为什么”》就是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做出的导向鲜明、全面准确、深入浅出的有力回答。可以说,这本书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方面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启迪人、引导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理论。”
……
专家学者们在肯定《六个“为什么”》一书的同时,也纷纷表示要在回答六个“为什么”方面,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继续写出导向鲜明、深入浅出的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把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做得更好。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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