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从春秋至明清，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构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以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专制统治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伦理道德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在漫长的岁月中，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中庸》说：“
我认为，传统道德在道德教育智慧方面的现代启示，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德治”与“法治”统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既重视“德治”功能，即通过对民众广泛的道德教育，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以“道德自律”精神规范人们的行为，来调节人际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又重视“法治”功能，即通过国家的刑法，以强制力量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两者相辅相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征。”（《荀子・富国》）这都是很有道理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规范正在逐步建立。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既要高度重视“德治”，提高人们的主体道德觉悟、又要高度重视“法治”。一方面，“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任何社会的法律，如果缺乏人们道德认知的支撑，不可能得以广泛实施；另一方面，“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任何社会的道德如果没有严明的法律作最后支持，不可能得以普遍遵守。
其二，“德教”与“修身”统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德教”的目的是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重视个人的“修身”，完善个人品格。而所谓“修身”，不仅重视个人的“正心”、“诚意”，而且非常重视“知道”以后“践履”、“躬行”。通过情、意、知、行，达到人格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智慧。现代道德教育，无疑应当把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注重道德实践、提升个人品质放在首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利益趋向多样，价值呈现多元化，错综复杂、纷繁多变的生活境况，对个人道德选择增加了困难，使提高个人道德自觉性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吸取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智慧，坚决克服各种假、大、空的东西，注重以道德教育促进个人道德修养。社会道德文明的程度，是与个人道德自觉意识相一致的。道德教育的客观效果，应以推动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升华为准绳。
其三，“言教”与“身教”统一。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对教育者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要求，就是“言教”与“身教”一致。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说：“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这都是强调道德的倡导者应当以身垂范，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使民众和学生心悦诚服。这是道德教育基本而重要的要求。道德的倡导者如果言行不一，对人是一套，对己又是一套，不仅不能使人信服，而且必然使道德虚伪之风流行，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纲纪动摇，使道德教育徒有形式，走向反面。今天，我们要真正搞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道德示范，直接关系到思想道德教育的实际作用。广大民众从一个身边的领导干部或有影响的领导人物身上吸取的道德经验，远比接受一次道德教育所得到的熏染深刻得多。领导干部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以及高尚人格的魅力，是广大人民群众道德向上的理想楷模。反之，领导干部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则会对民众的道德心理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全社会的道德教育，应当从教育各级干部抓起，从各级干部的廉政建设、自我修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抓起。我们全社会上上下下有一支言行一致、道德品行高尚的干部队伍，既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不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结全民道德教育的各种有益的经验，发扬社会正气，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文明、新道德，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能重铸道德精神，创造无愧于当今时代的新型道德风尚。
（作者单位：浙江丽水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