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篇俄罗斯学者费德林写的《与阿赫玛托娃一起译〈离骚〉》(乌兰汗译)，对了解这位女诗人的另一个侧面，颇有所感。
据记录，《离骚》俄译本首次面世于1954年，那时阿赫玛托娃65岁。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她
费德林描述见到的阿赫玛托娃，是一幅对老年诗人的白描：“在这深秋时节，安娜・阿赫玛托娃穿得过于单薄了。她身上是件年久褪色的旧上衣。她戴着一副破旧的编织手套，磨损处露出了手指头……”
那时的阿娃距离告别这个世界，还有12年，而她人生漫长的冬季已经快30年了。生存的寒苦还不足以构成多大的不幸，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的女诗人，被当局安上一串儿侮辱的罪名，几十年无法出版自己的诗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靠边到晦暗的角落，这才是诗人惨受的冤屈。
这个青春时就冲上天空，成为耀眼之星的女诗人，与当时几位著名诗人一道，把俄罗斯诗歌创作再一次推向高峰。“十月革命”发生那年，她28岁，她清醒地认识了形势，较好地避免了个人悲剧，没有像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那样自杀，或者做出别的什么举动。也许正是这一点，激怒了一些文痞，借助在文坛上的投机地位，他们把这位高贵的女诗人赶入地狱，一切做法都是那么地小人行径。
阿赫玛托娃依然端庄大方，穿旧衣、忍饥饿也未能损害她的尊严感。未泯的艺术良知，使她懂得必须活下去的意义所在。她天生是诗歌的云雀、天鹅、荆棘鸟，写诗既为本能，也是她唯一的武器，只要一息尚存，诗歌就与她同在。她坐在发生的一切事件中间，把自己听到的、目睹的、无法消化的、哽咽在喉的、她不得不捂住嘴巴却倒流在心口上的一切，都倾吐在诗歌中。她没有流亡海外，没有自决，只用活生生的忍受来默默地抗争。她的诗歌再也不是无关痛痒的纯艺术，而是心灵的凄楚，是精神的盐巴，是情感的艾蒿，是灵魂的苦涩，在文字的背面仍有文字，受技艺的支配又突破技艺的范畴。她不是妥协者，也不是盲人，她和人民一道受悲剧的左右；但骄傲的是，她没有用阿谀奉承换得另一种命运，她忠实于自己的笔，忠实于自己的灵魂，甚至忠实于牢狱中听到的微弱胆怯的呼求。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阿娃就这样坚持写着，完成了她作为诗人最不可磨灭的篇章：《耶稣纪元一九二一年》、《献给死者的花环》、《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
和年轻时的单纯激情相比，她的抒写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情表达退居次要地位，而战争、不义、贫穷、专制……则一一出现在她的诗歌里。诗歌强大的生命气息，正在于对时代的敏锐，对世道公允的见证，对精神世界具有洞见的剖析。阿赫玛托娃没有辱没她的诗人天职。至今，我们阅读她那些超越女性局限的诗篇，还能强烈感受到，她的笔不是技艺的力量，乃是冤屈亡灵与个人良知共同发挥作用的诗之魂魄。她诉
说，她默记，她呼号：“最后一杯酒/为破碎的家园/为自己命运的苦难/为上帝无法拯救的苦难/为残酷而粗暴的人寰。”“那时我和祖国人民在一起/我的人民正经历不幸……”
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屈原，遭逢的也是黑暗掌权的时代昏昧，《离骚》的哀伤把一位“独醒”的诗人，引领到滔滔大河边，踽踽独行。阿赫玛托娃在《离骚》的节奏中，聆听到了那些纤弱的香草对诗人的哭泣或者簇拥，她是真正听懂了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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