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会喝酒，不知遭遇过多少次尴尬的局面：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当众“逊谢”，抱拳作揖；有时瞪着眼睛说假话，以“患某某病，医嘱禁酒”为托辞；有时只好中道逃席，偷偷溜走；有时甚至因言语过激，开罪于热心劝酒的友人。
记得多年前应邀到兄弟省参加会议，东道主盛情款待，不仅珍馐美味罗列桌前，还摆上
俗谚说，“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在悔憾之余，竟暗暗地埋怨起千载之上的李太白。我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祸患！没来由偏偏要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你手还不闲着，又要写诗，“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可叫后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别是太白诗翁关于醉饮的诗文，更给那些好酒贪杯者以强有力的支撑，如：“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诗仙加酒仙，这么一鼓吹，影响就大了。
上溯到古代，酒杯之中往往掺和着政治。《战国策》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有意思的是周公，据《尚书・酒诰》，周公发布禁酒令，对周人要求很严，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而对异己的殷人则不禁酒，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从嗜饮者角度看，也是情况各异。像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其本意未必在于酒。托于酣醉，以粗远世故，全身避祸者，所在多有。即以“酒圣”李太白而言，他的醉饮也存在着多种客观因素。晚清诗人丘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曾作如下解释：“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至于现当代就更不必说了，有些人把酒场当做战场，“酒平”看作水平，视能喝酒为拥有公关能力，不是有“白酒也出生产力”的说法吗？到了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合同签订等关键时刻，免不了要托人、求情，套近乎、拉关系、挖门子，打通关隘，扫除障碍。“情城易破酒为兵”嘛！
贪杯过甚者，动辄“一口闷”、三杯连饮、五杯见底；逢年过节，友朋欢聚，更是要在醉醺醺中度过。有的人自己喝还不解渴，非要频频劝酒，制造出种种由头，举凡同乡、同龄、同姓、同学、同一性别、同一级别、同一职务的，都成了共同畅饮干杯的理由。为了推动饮酒作乐，有人还颇为荒唐地造作一些有害“舆论”，什么“宁伤身体，不伤友情”啦，甚至毫无根据地说“白酒能治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实在是误人，欺世。
其实，对于酗酒的危害，古人就已讲得明明白白。西晋时期，葛洪在一篇《酒诫》中说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这可说是一篇系统的讨酒檄文。饮酒过量，必然造成人的思维、知觉、情感、行为失去控制，忘乎所以，产生种种失常现象。如同古籍《清异录》中所说的：“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容为者为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至于酗酒危害健康，历代典籍中更是连篇累牍。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有言：“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东
晋大诗人陶潜到了晚年，结合自身的教训，沉痛地说：“后代呆笨，盖缘于杯中物贻害。”
所幸的是，如今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酗酒的危害。近日在一个县参加活动，我欣喜地发现那里的人们对酗酒深恶痛绝，他们说，酗酒败坏党风、民风，腐蚀干部，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许多乡镇干部（大都年纪很轻）因喝酒过多，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各种疾病。所以，过去那种“傻乎乎”地“感情深，一口闷”的现象，在那里已经很少见了，劝酒之风也大为收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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