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记者见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科尔钦斯基(E. KO LC H IN SKIY)教授。由于与中国同行有着密切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近几年,科尔钦斯基时常来中国(不仅如此,他的儿子也曾在中国田湾核电站工作),因此算得上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了。
科学改革势在必行
据科尔钦斯基讲,在苏联时期,学者的社会地位很高;但苏联解体后,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俄罗斯的社会生产力骤减,在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影响下,加之东正教的再次兴起,科学在俄罗斯出现了地位明显下降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科研经费减少、学者生活水平下降、学术活动减少……
“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并未给学者带来科研经费的私有化――在俄罗斯没有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即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改革势在必行。”科尔钦斯基认为,在社会发生如此大变革的背景下,无论从自身发展要求来讲,还是从今后国家发展的战略来讲,科学不改革几无可能。
在从1991年至今的18年里,俄罗斯科学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对此,科尔钦斯基领衔的科学史所圣彼得堡分所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调查对象是圣彼得堡科研机构的科技工作者和高校的大学生,调查内容是解析1991 年至2008 年,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俄罗斯科学改革的发展情况,以及俄罗斯学者对改革的看法。
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时间尺度,科尔钦斯基及其同事将俄罗斯科学改革的基本阶段划分为:危机阶段(1991-1995)、转型阶段(1996-2001)、酝酿阶段(2002-2005)、改革的新阶段(2006-)。
政府采取放权政策
改革后,俄罗斯在科研机构及其管理方面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科研经费拥有了新的来源渠道,由国家预算资助的研究所数量减少了,各种竞标性的基金型科研项目增加了;各领域的学者更加自主地组建科研团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共同体……”这其中,科尔钦斯基强调:“建立资源分配竞争系统是俄罗斯科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例如,1990年,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建立并支持了数千个研究项目,资助出版了数百万册图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改革过程中,政府对科研机构采取了放权政策。例如减少科研机构20%-30%的国家预算经费,让科研人员组建创新中心和小企业(该比例在科学院系统中达40%);致力于加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联系,鼓励年轻人献身科学研究,希望逐渐增加科研队伍中年轻人(尤其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比例。
学者眼中的科学改革
但是,对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科学发展,俄罗斯科学界内部颇有争议。
根据科尔钦斯基与同事所作的调查研究(圣彼得堡,专项研究,2009年1月),在基本肯定“科学研究面临的危机高峰已经度过、科研经费的来源多元化、科研机构的形式多样化”的前提下,只有10.6%的被调查对象承认“完全适应改革现状”,“基本了解现状但不适应”的占到68.4%,表示“不能接受”的占到21%。
6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科学基金会仅仅在结构上是一种新的形式,但对科学发展促进作用有限;仅有30.9%的高校学生、研究人员参与了“科教一体化”行动,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工资太低。而相关统计结果显示:1999年至2001年间,俄罗斯教授的平均工资大约为3000卢布,约合100美元(曾经一度月薪仅有10-15美元,而且还不能保证按时领到,其结果造成大多数年轻人放弃或远离科研);2004年俄罗斯学者的平均工资为7187卢布(约合256美元);2005年4月俄罗斯学者的平均工资为10102卢布(约合360美元)。
即使近年来的待遇有了明显提高,却没有调查对象对科研经费及工资条件感到很满意(对此,科尔钦斯基戏称只有傻瓜才会感到满意,事实是这样的傻瓜并不存在);只有15.8%的人表示比较满意;高达73.7%的人表示很不满意。
“科学家们好比蟑螂”
法国著名数学家安利・彭加勒说:“在科学上没有终级解,只有解法的多与少。”科尔钦斯基认为这句话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俄罗斯的科学改革。
“俄罗斯的科学改革确实起到一定效果,现在已初见成效,但这是一个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磨合的过程。最初,改革是政府在自导自演,例如通过提高工资刺激更多的人投入科学工作,但究竟如何把国家的科学改革战略与青年人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的现实结合起来还有待探讨。如何使学者思想与官方战略结合起来,是今后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
科尔钦斯基讲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近300年来,尽管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变,东正教与科学的社会地位此消彼长,但东正教教会与科学院却始终存在。“应该记住: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阻止科学进步的步伐。科学家们好比蟑螂,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消灭光――俄罗斯科学依然存在并必定前行。”科尔钦斯基坚定地认为。
对于“蟑螂”这个比喻,科尔钦斯基的解释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思考良多:“在俄罗斯人的情结中,蟑螂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聪明智慧,因为它们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泥土里、居室里甚至整个生活环境中,永远也消灭不掉。同样地,学者们总能找到自己的生存办法,并且总能找到某种理由或方式影响国家决策者。我们总能看到俄罗斯领导人决策上的变化――这是学者的功劳,是学者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科尔钦斯基教授在给清华学子上课苏徵摄
采访后记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中俄学者在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框架下就两国科学体制改革进行了合作研究,其研究成果《中俄科技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中文本(鲍鸥主编)于2007年出版,俄文本(阿谢乌洛娃、鲍鸥、科尔钦斯基主编)于2009年出版。这不仅是中俄两国“国家年”活动结出的硕果,同时也为中俄两国正在推进的“语言年”活动增添了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