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世界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存在。昔日我们受种种观念的束缚和制约,对其文学成就有意加以回避,而对其诗文中所渗透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则语焉不详,或干脆不予涉猎。
要对中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获得透彻的了解和理解,忽略基督教神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涉及其皮毛。
这一偏向或缺失,如今由一位叫李枫的女学者来纠正和补救。她用了数年时间思考、研究和查阅大量资料,并实地考察了柯勒律治的行踪,写出了这本《诗人的神学―――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填补了我国学者在此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
不少专家型的学者往往偏于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好在李枫博士不是这样,她抓住柯勒律治浪漫主义神学思想这个核心问题,纵向地考察柯勒律治思想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并联系整个欧洲浪漫主义神学思想的历史演进,确立了柯勒律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同时又横向地考察了柯勒律治与“湖畔派诗人”、整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代的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异同,并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施勒格尔等的思想。尤为可贵的是,这位专治外国文学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的一些诗文和典籍也十分熟稔,经常在行文中信手拈来用以说明一些相关问题,令人感到十分贴切和亲切。整部著作纵横交错,全面深入,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当然,有些地方写得还是琐碎、繁复了一些。若能更简洁,自然就更明了。
对柯勒律治及其重要作品《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一直予以关注,步入新时期之后就更为受到重视。我个人也从1984年起就在我的系列论著中反复引用和引证。时隔多年后,对包括柯勒律治在内的西方古典作家,我更关注的问题是:外国对本土、社会对个人、古代对当下、宗教对世俗、思想对艺术的影响及其双方之间的互动。李枫博士的这部专著,使我进一步深化了我的思索。当然,在这里我不便详加展开讨论,仅结合李枫博士的专著提纲挈领地略说几句。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学艺术受西方的影响和冲击,远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湖畔派诗人”也曾给我国作家以深切的烙印。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虽然积极与消极的因素和影响并存,但还是积极的方面更多一些。其实高尔基把浪漫主义划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也有些机械之嫌。积极和消极往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转化。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现在看来其中有不少积极的成分。如对大自然的礼赞,对恬静和谐的神往,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工业文明负面作用的深刻批判,等等,都显示出他们的先见之明和洞察之力。李枫博士在其著作中,也以大量的例证证实了他们这些探索的超时空价值。
参照先哲们对人性结构的探索,我一直以为,人性基本上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属人的特性是核心,往上是“神性”,往下是兽性。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本我”大致与此相类。我虽不信任何宗教,但我却一直笃信人性中是含有“神性”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行为、那些舍生取义的精神,我始终认为是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时代的“神性”之光的闪耀。李枫博士结合对柯勒律治及整个浪漫主义思潮的分析,也表达了同样的感觉。她指出:“人创造出‘神’这个词,来感叹生命的伟大、神奇和美妙,其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最高境界。”“神性”并不在别处,不在天国,恰好就在人们的心中。
而文学艺术作为人们精神、心灵、灵魂的载体,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是渲染、放纵人性中固有的兽性,还是引导人们自觉地发掘、光大人性中时常被遮蔽的“神性”呢?自从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后,文学及艺术越来越呈现出众声喧哗、愉悦至上、感官优先的趋向。那么,是否还需要崇高、超脱、恬淡的情怀?我或许落伍了,但我坚持认为文学及艺术要给人向上的力量,要引导和提升人们修身养性。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像柯勒律治那样,沉溺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或者如F・施勒格尔所称“诗人是神的旨意的传达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他们的信仰和信念也可以不赞同,但对他们的真诚追求和高尚情操我们仍应保持崇高的敬意。而真正的宗教精神、道德追求、人文情怀,无疑都是有助于我们心灵的净化和升华的,对于文艺家而言,也是有助于提高和升格其文艺作品的格调和品位的。
这正是李枫的这部讨论西方经典作家柯勒律治的著作,对于我国当代文坛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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