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文化研究逐渐得到专业研究者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东北文化或称关东文化研究，发表不少研究成果，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里，拟就当前东北地域文化研究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
关于名称
东北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分支。地域文化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和层次，如游牧文化、农业文化，是按生产方式分的；草原文化、海洋文化，是按生态环境分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是按行政区域或古国分的；岭南文化、关东文化，则是按某地理坐标分的。
本文所谈的“关东文化”之“关东”一词，本有多种含义。据《汉语大词典》：1．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2．唐代亦指洛阳；3．指山海关以东地区，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其中，第3种释义出现较晚，现在通常所说的“关东”多指这种。其实，所谓的关东，除东三省之外，一般还应包括内蒙古东四盟，即呼伦贝尔市（旧称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通辽市（旧称哲里木盟）、赤峰市（旧称昭乌达盟）。内蒙古东四盟的自然地理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都与东三省有密切关系。
关于这个地域的文化，论者所给的称呼很多，如东北文化、关东文化、长白文化、辽海文化、龙江文化、边外文化、满洲文化等等。一个概念或名称，应该简单明了、准确周延。以上诸名称中，长白文化、辽海文化、龙江文化、边外文化等命名，就其内涵、外延而言，似乎都不能恰当涵盖东北文化，而“满洲文化”则尤为不妥。早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在他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著的《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中说：“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
至于目前较流行的“东北文化”与“关东文化”，何者更为简单明了、准确周延？我认为应该是东北文化。“关东”一词，本是伴随明代建筑山海关而出现的，明清时期无疑是东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但不能忽视其来龙去脉。称这个地区的文化为关东文化，容易被人误认为它只是明清以来的文化，而忽视其久远的历史渊源。近来，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的热播，“关东”一词的使用率大增，提起“关东文化”，容易使人将其丰富内涵限定在移民文化上。移民文化无疑是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不能局限于此。基于以上理由，称这个地域的文化为东北文化较关东文化更为适宜。
契丹文字
二、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东北文化研究中，关于其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学者已经有若干论述，取得不少共识。这里，仅以契丹、女真及辽金时期东北文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为中心，谈几点看法。
东北地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发祥地和主要活动场所，以他们为统治民族建立的政权长达八九百年。显然，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辽金时期在观念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观念、制度方面
契丹建国前后，已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过还很有限。契丹统治者对被中原王朝十分看重的“正统”与“僭伪”之别的观念比较淡薄。到圣宗朝以后，正统观念逐渐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及至兴、道两朝，出现了明显的淡化华夷之辨的趋势，道宗就说过，契丹文化“彬彬不异中华”。而且辽朝统治者已自命是前代统绪的合法继承者。在辽朝对高丽、西夏的交往中，都以中国正统自居。辽朝汉人的正统观念就更为强烈了。
金朝初期，尚未形成以当时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熙宗、海陵王时，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海陵王把京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迁至中都（今北京），就是他要“居天下之正”的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
辽金人反对以汉族为中心的“严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观念，在后来的元、清得到进一步发挥。应该说，这一观念更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实践。
辽朝实行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制度，即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统辖治理，实行一国多制，成为辽朝统治的一大特色，并且对金、元、清产生过重大影响。
“捺钵”是契丹最具民族和地方特点的制度与文化。捺钵就是行在、行营、营盘的意思。契丹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四时捺钵并非限于游幸，正如傅乐焕氏所说：“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选官，蕃汉人分治，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也就是说，辽朝独特的北南面官制、“因俗而治”等制度都源于捺钵。这一制度，不仅对辽，而且对金、元、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女真和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也是对金代及后世历史发展具有影响的制度。猛安谋克是女真的基本社会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和地方行政组织。这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对金朝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猛安谋克制度对后来的元、明、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
契丹初无文字，辽朝建立后，先后创制契丹大字、小字，对后来女真文、西夏文的创制有一定影响。女真大字就是参照汉字、契丹字创制的。契丹、女真等为丰富中国古文字作出了贡献。
辽代文学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契丹后妃多擅诗词，如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回心院》词颇受后世论者好评。清人称其词“深得词家含蓄之意”，“大有唐人之遗意”。吴梅称其“词意并茂，有宋人不及者，谓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评论中，有所谓“北雄南秀”之说。辽人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却体现、丰富了古代文学的风格和流派。如，天祚帝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因“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于是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良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格调悲壮，具有“北雄”特色。
辽代绘画艺术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耶律倍、胡?、胡虔等著名画家的作品都可列入“神品”。据《宣和画谱》载，辽代胡?有65幅作品被宋朝御府收藏。辽墓出土的大量壁画，更是丰富多彩。这些壁画多以狩猎、骑射、出行、归来、宴饮等为题材，不仅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研究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金代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金朝中期大定、明昌间，出现了院本、杂剧和诸宫调的繁盛，并对元杂剧的形成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元杂剧的作者中还有一些女真人。如，李直夫，姓蒲察，据相关著录，撰有杂剧11种，现仅存《便宜行事虎头牌》。
契丹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发明。如尸体防腐与保存即是，文惟简《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有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这些记载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
女真镂空环形玉器
（三）社会生活方面
契丹、女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风俗不仅流行于当时，有些还被后世承袭下来，丰富了我国的民俗文化。
契丹人的生产方式，如凿冰钩鱼、叉鱼等，被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人、达斡尔人沿用下来，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仍是如此。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如蜜饯、果脯等，采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有利于保存。清代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应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的。
辽代各民族间交往频繁，他们在服饰上互相学习借鉴，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契丹人改穿汉服，汉人也穿契丹装。宋人苏辙出使契丹，在《燕山》诗中说：“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出山》诗说：“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说明今北京一带汉人衣着习俗已经部分地“契丹化”了。契丹服饰的影响所及，也传到了北宋。同样，金代女真的服饰不仅对境内汉人，而且对南宋产生影响。女真衣冠在北宋旧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度颇为时兴。范成大《相国寺》诗曰：“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而且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女真的服饰还传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以致南宋当局命令禁止“左衽胡风”。
女真人无论尊卑贵贱，用来寝息、取暖的火炕，在北方农村一直沿用至今。由上可见，契丹、女真及辽金时期的东北文化在许多方面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经过许多学者的探讨，东北文化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然而，它作为一个小分支学科，目前尚处在草创阶段，论者对其名称、范畴、特征及与其他学科或课题的关系等等问题，存在很大分歧，探讨也欠深入。虽然有些学术观点不必、也很难取得一致，但是有些问题，比如名称，经过讨论还是容易取得共识的，同时也便于互相间的交流。
其次，地域文化研究多以本地学者为主体，他们出于对乡邦的热爱，为了开发、弘扬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在某些研究中难免有过份拔高的趋势。虽然其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还应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
最后，在关于东北文化特征的讨论中，大都注意到了多民族文化并存这一特点。因此，对东北各民族类型的区分就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东北地域文化的研究。目前，有的颇具影响的说法却值得商榷。如一位名学者在为多卷本《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所作总序中说：“当东北的游牧民族屡次进入中原，总是掳掠大批汉人，把他们带回东北，如女真人建的大金国、满族建的大清国，在迁都中原前，屡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掠回成千累万的汉族人口。”其实女真在建立金国前早已定居，而非游牧，他们的生产方式，兼有渔猎、农耕、畜牧，并更接近农耕。后来的建州女真和满族也大体如此。（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编辑部）
契丹画家胡?《契丹贵族狩猎休息图》局部，反映了契丹服饰特点和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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