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他的一生,曾先后在三个学术岗位上工作――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至1985年创建并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年起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难能可贵的是,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第一
“任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始者,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图书馆学者,他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这样说。
连日来,图书馆界、哲学界、宗教学界先后举行追思活动,缅怀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
在任继愈先生之前,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已经涌现过很多大师级的学者,拥有丰厚的学术成果,但任先生仍然能有所突破和创新,原因何在?人们在讨论这一话题,而“融汇”与“贯通”,则是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其治学之道,发人深省。
“任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牟钟鉴说,“之所以在三条线上同时展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研究的片面性。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三家‘放在一起研究’,整体把握。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和影响。这开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看来,任先生之所以能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是因为他把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宗教研究结合了起来,从而探讨中国哲学的宗教性这一新课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从《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开始,便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由他创建的中国宗教学研究,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宗教徒从事宗教研究的传统,使宗教研究真正进入了学术领域,这形成了中国宗教学研究在国际上的一大特色。同时,他还在宗教学研究中引入了比较学的观念,把不同宗教相互对比,使这项研究生发出很多新的思想火花,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加强。”
“在上世纪50年代,任先生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在当时,能掌握这一最先进的理论方法,让他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他仍然保留了乾嘉学者注重材料积累与分析的治学精神。”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教授说,“他把新的理论方法和扎实的材料基础结合在一起,既强调创新,又注重学术的严谨,因此,他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说服力。任先生一直强调,资料整理是基础也是关键,他晚年潜心中华古籍文献的整理,也正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尽量弥补后辈学者在这方面的欠缺。”
着眼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体现了任继愈先生治学的高度。他不仅要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中创造辉煌,更寄望于后辈学人的薪火相传。
“任先生总是说,以往国家间的竞争,是自然资源的竞争;在今天和未来,则是人才的竞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才的潜力是无限的。因此他特别注意人才的培养。”詹福瑞说,1987年任先生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时,国图员工的学历普遍不高。任先生总是强调要多学习,并尽可能为大家创造学习条件。在他的督促下,很多国图员工拿到了大专学历。“在国图博士、硕士云集的今天,大专或许不算什么,但正是这一批人,在国图人才最为匮乏的时期,挑起了承前启后的大梁。”
“‘文革’结束后,任先生一年一下子招收了17位研究生。谈到此事,任先生说,‘这些学生当年如果不是挂在自己的名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失去了求学的唯一机会。’”作为当年弟子中的一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充满感情地说。
“很多人不知道,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全力指导自己的学生,同时还经常资助他们。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他的不少弟子也以先生为榜样,把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在主持宗教所工作的时候,不少拥有才华,却当时深陷困顿的青年学者,都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世界宗教研究所金宜久研究员说。
“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任继愈先生曾经这样说。孜孜不倦地工作,是老人永远的写照。同时,在他的言行带动下,很多已经退休的学生又跟从恩师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生命。
“任先生曾教导我:做学问,60岁才刚刚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说。“在我退休前,任先生和我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他自己60岁从干校回来之后才写了几篇像样的文章,齐白石先生也是从60岁开始才迈向艺术顶峰的。先生勉励我,永远不要懈怠,要在学术之路上再攀高峰。”
“人们都希望人生能长命百岁,但能接近百岁的人并不多,而其中一直不断勤奋工作的人则屈指可数。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为了工作,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午休;为了免受打扰,他每天凌晨4点开始工作。”李申说,“对先生来说,不能工作是一种折磨。他把自己生命化作了一部部著作,一项项惠及后世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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