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黄山谈话”，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的一篇重要文献，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他关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思想。
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极力倡导的一件新生事物。那时候，改革开放正在起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面临着许多困难。当时，违反经济规律的“洋跃进”错误
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旅游业的论述很多，思想十分丰富。200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旅游局曾经把邓小平同志论述旅游比较集中的五篇谈话集结成册，编辑成《邓小平论旅游》一书。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谱》披露了很多新的材料，其中直接涉及旅游的地方就有32处之多。
从《年谱》中看，邓小平同志最早谈旅游问题是在1977年11月17日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当时他刚复出不久，发展旅游的问题就进入他的视野。他说：有位华侨对旅游事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广州，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里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外国人不搞这一套。中国把旅游事业搞好，随便就能挣二三十亿外汇。邓小平同志很赞成这位华侨的意见。指出：“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二年就赚回来了。当然还要搞些飞机、汽车，修点道路，还要保障安全。正是在这篇谈话的最后，他强调：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要改革的问题。
1978年2月1日，他与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谈到怎样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就业问题时说：要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
4月13日，在同方毅、胡乔木等谈话时说：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研究一下，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比如旅游事业。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始考虑要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把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作为调整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是发展思路的转变，改变了长期以来忽视发展第三产业的状况。
几天以后，在4月30日，他更明确地指出：旅游业可以大大发展，算是一个新行业。
10月9日，在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前，邓小平同志同民航总局、旅游总局负责人卢绪章、沈图等谈话。他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提出了民航业的一些重大改革举措。包括：中国民航可以同美国民航进行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同意美国方面提出的帮助我国建五千个房间的旅馆，认为还可以再多建一些；可以考虑将广州白云机场作为美国航空公司的备降机场；可以同意泛美航空公司做我国旅行社的代理人。这几条体制上的突破，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决定，是重大的改革，意义很大。
随后，《年谱》记载了《邓小平论旅游》的另外四篇谈话，即1979年1月2日同国家旅游总局负责人的谈话，1月6日同国务院负责人的谈话，1月17日同工商界负责人的谈话和7月15日的“黄山谈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段时间集中地思考旅游问题，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问题考虑得已经比较成熟了。他认为，从国际经验和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从我国搞现代化建设资金紧缺、就业压力大的实际看，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调个头，先搞投入少、赚钱快的，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行业，大有文章可作。为此，他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当作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提出要从整体上谋划旅游业的发展，把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来搞，包括城市建设规划、道路交通、文化产品等都要考虑进去；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僵化，大胆改革，用管理经济的办法、用企业的办法来管理，特别要注重培养和使用旅游人才；提出要学习国外旅游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管理方法，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智力，尽快打开旅游业的局面；提出搞旅游关键是搞好服务，第一位的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出要通过旅游达到富民的目的，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尽快好起来；提出要重视保护旅游资源，搞好绿化，治理污染，美化环境，等等。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形成了一整套发展我国旅游业的大思路，他的旅游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正是在这几次谈话之后，在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旅游业加快地发展了起来。
此后，邓小平同志仍然一直十分关心旅游业的发展，始终高度重视，给予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还对很多地方的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979年7月，他视察青岛，提出对八大关的一些西式别墅一定要好好保护，开发旅游业，可以租给外国人，创汇创收。去崂山的路要修好，否则不安全，不适合搞旅游，更不能接待外宾。崂山要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1983年2月，他视察苏州。指出：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要重视绿化工作，要制定绿化规划，扩大绿地面积，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每年每个市民要植树二十株。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
1986年1月，他在桂林视察时说：我一九七三年来的时候，有个工厂污染漓江，水都是黑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到桂林旅游，就是为了看水中倒影。要保护好桂林的山水环境。
他还说，各地都要利用当地的丰富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杭州“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进一步开放”；新疆“天池的风景不错，要保护好”；珠海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要好好利用。他还要求，在三峡建设中要考虑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他还从发展旅游的角度阐述了申办奥运的意义。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旅游业的倡导者、开拓者、决策者和直接推动者，是我国旅游理论的奠基者。我国的旅游业，最初就是在他的亲自指导和具体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千头万绪中，邓小平同志这样关注旅游这个领域的发展，可见这件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关于旅游的论述以及决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眼界、气势、胸怀和魄力，他对世界变化的敏锐和洞察力，他抓工作的务实、深入，既着眼全局又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从旅游业发展的这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初是怎样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旅游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几乎不占位置，我们对世界生产力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缺少了解，还没有认识到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当时，对这个问题认识最早、最深刻、最透彻的是邓小平同志。他不遗余力，亲力亲为。今天，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当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当旅游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初邓小平同志为开创我国旅游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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