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当我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武汉地区很多记者来采访我,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您认为您一生中哪个地方最难忘记?”我说:“若问的只是一个地方,那我只能用外交语言回答:‘无可奉告。’”“那您讲呢?”“依我武汉是我成长、成熟、成人、成才的地方。从1951年10月到武汉,至今快58年了。所以,我常讲,我的确是江西人、湖口人,但也是湖北人、武汉人;原料来自江西,成品出于湖北,出于武汉,m ade in W uhan,m ade inHubei。这是实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多的不讲,我在武汉,1951年10月入了大学,1956年2月6日加入了共产党,1956年4月留校任教,1980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1年增选为中科院院士,1992年年底被任命为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1997年、2002年被选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并在199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都是我成长的关键标志,是难忘的时刻。
1951年我考入了武汉大学机械系,10月入学。1952年原华中工学院成立,1953年,因院系调整,我调入了原华中工学院(1986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5月26日,因与原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改称为现名华中科技大学)。
1953年,学校初建,人力不够,暑假抽调了4名学生参加建设,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到工地,只见荒山一座,几乎一棵树也没有,荒原一片。现在学校学术交流中心与院士楼所在之地,只有一座破旧的祠堂,旁边几座破旧的坟墓,几家茅屋的农户,十分荒凉。而今,在这块地方,一座国内一流的大学之城拔地而起。近百万株大大小小的树木,覆盖近七千亩土地,可说是大树参天,浓荫蔽日,鲜花竞放,四时不绝。国内为数不多的国家实验室之一的“国家光电实验室”,国内为数不多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的“国家脉冲强磁场装置”,国内唯一的引力研究中心都坐落在学校之中。
1994年春,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湖北,访问了武汉,也访问学校。访问结束,代表团团长、该国政府副总理对我讲:“杨校长,你们学校真不错!发展快、规模大、学科齐、水平高!”后来还有人加了两句,“环境美,风气好。”我说:“副总理先生!谢谢你们的夸奖!中国人民非常尊重贵国人民,贵国人民很伟大!”他问:“怎么伟大?”我说:“怎么不伟大?”我将他们国家著名的科学大家,文艺大家一口气讲了8位,一个个作了高度评价。他很高兴地说:“我国人民也尊重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很伟大!”我说:“我们还尊重贵国人民的选择!”这话隐指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苏联瓦解、东欧剧变的重大政治事件。他这位副总理听了当然高兴,就讲:“我们也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我接着强调讲:“感谢你们的尊重!中国人民选择了什么呢?一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一是选择了社会主义,你们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继承了、弘扬了民族优秀传统,办了一所你们亲自目睹、亲自称赞的发展快,规模大,学科齐,水平高的华中理工大学。对不对?”他讲:“对!”我又讲:“不仅办了一所华中理工大学,而且办了一大批高等学校,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原因,我们学校与许多新办的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没有国外一点与半点帮助,全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起来的。对不对?”他讲:“对!”我紧接着讲:“我们值得骄傲的主要是,不是我们华中理工大学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有力量办自己要办的事情。对不对?”他们不能不讲:“对!”是的,我就是随着我们学校而成长的!在武汉成长的!在人民共和国旗帜下成长的!
1980年10月我破格晋升为湖北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后,1981年年底赴美当高级访问学者。一年期满回国后,我和同事、研究生一起,在微机上开发了国内第一个信号处理系统,解决了世界没解决的钢丝绳断丝定量自动检测的难题,在与二汽合作下攻克了美国生产厂家也未能解决的曲轴连杆颈车床强烈震动的难关,与有关发电厂合作研制了发电机故障诊断系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基于知识的诊断推理”的学术专著,发表了国内第一篇智能制造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具有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与工程应用》学术专著,获得10余项国家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与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1年增选为学校第一位院士。接任学校校长后,在原来发展良好的基础上,在党委同心协力与师生大力参与下,学校进入了教育部首批211工程大学,而且在理工科占优秀的高校中,率先开展了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产生了强烈反响。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直到停止生命。如果后人要为我写什么墓志铭之类的话,那么请写:“杨叔子,1933年9月5日生于江西湖口,1949年1月26日在南昌一中加入青年团,1951年10月到武汉上大学,1956年2月6日加入共产党,1980年10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1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最难忘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