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高中毕业。8月末,告别了父母,离开河南郑州,北上赶赴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
清华生物系始创于1926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生物系之一,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相当辉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有三十多人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但在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清华生物系
1984年,清华大学恢复成立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简称生物系),并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蒲幕明教授担任第一届系主任,来自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赵南明教授担任常务副系主任。1985年,生物系第一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
我们班作为清华生物系复系之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一共34人,班主任是有北京市优秀班主任称号的孙之荣老师,同学中21人是全国数理化竞赛的优胜者保送入清华,另外13人的高考平均分则在清华各院系中遥遥领先。
作为刚刚恢复的生物系,教学、科研条件十分艰苦。由于生物系教师大多来自工程物理系和化工系,本系缺乏生物专业的教师,大多数的生物专业课不得不从兄弟单位聘请授课教师。我记得普通生物学是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沈淑敏研究员和北大生物系的张宗炳教授讲述,遗传学则由北大的戴灼华教授讲授。印象最深刻的是生物化学,由刚刚从北大调到清华来的郑昌学教授主讲,他大胆使用了美国Lehninger教授主编的英文教材。郑老师的课生动有趣、激情洋溢,把大家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推到了高潮,至今还能想起他一堂课讲下来大汗淋漓的情景。尽管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但物质条件实在不尽如人意。整个系压缩在一栋面积很小的“干”字形平房里,俗称“36所”,因为该房一度是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的兵营。
1989年,我提前一年毕业,并于次年4月远渡重洋,赴美国求学。那时,生物系已经开始初见规模,引进了一批骨干教师,以隋森芳教授为代表的留学海外的年轻教师,也回校工作。整个系也从“36所”搬到了始建于1929年的老生物学馆。
1995年,我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母校。“36所”已然不知所踪,与老生物学馆隔河相望的新生物系馆则在建设中。1999年,我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第二次回到生物系。当时,生物系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生命科学教学、科研基地,早期引进的人才做出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1998年发表的SCI论文数已经领先全国高校其他生命科学院系;同时,也刚刚引进了一批在国外做出了出色科研工作的新鲜血液,其中包括程京、饶子和、罗永章、孟安明等今天在国内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生物系的硬件条件也迅速改善,建筑面积9千平方米的新实验楼里聚集着数十个现代化的实验室。
1999年以后,我每年至少回到母校一次。每次都能看到一些新面孔,这其中包括2002年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担任tenure―track助理教授归来的陈晔光,这是生物系复系后第一次成功地从美国优秀大学的教授中招聘全职回国。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刘国松全职来到清华,同年还有从香港科技大学终身副教授归来的李蓬。
本科毕业19年之后,我在2008年也全职回到了清华大学生物系,并于同年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现在的清华生物系,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教学、科研实力,总体水平应该和美国州立大学的生物系相当,但距离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院系还有很大差距。纵观清华生物系的历史,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始终贯穿其中,而“行胜于言”则一直是生物系师生的默契。
我很幸运,从小学到中学在河南接受了正规教育,大学阶段接受了清华文化的熏陶、生物系的良好教育,本科毕业后又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的训练,并积累了在美国一流大学中担任教授的经验。饮水思源,我希望自己能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回报养育我的父老乡亲,回报教育我、对我寄予厚望的许许多多的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