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近代出现的金融风潮已有关注，但研究金融风潮发生原因的较多，而探讨金融行业组织在化解金融风潮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较少。最近笔者在研究汉口钱业公会史时，惊喜地发现民国时期汉口钱业公会在化解金融风潮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从而为我们考量行业组织在化解经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个案。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口金融变局连连不断
汉口地处中国内陆交通要道，是内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的发达带来了金融业的繁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国家忙于战争，汉口工商业和金融业获得巨大发展空间，钱庄业及华资银行得到迅速发展。一战后，汉口作为内地金融网络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民国十年（1921年），汉口钱庄共93家，资本总额2030千两；到民国十四年，钱庄增至136家，资本总额增长一倍多，达到4587千两。汉口华资银行也因银行力量的壮大，在1920年11月成立了银行公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初，汉口金融业发展欣欣向荣，但在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汉口金融业的兴盛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口转口贸易的发达。汉口作为货物集散的中转码头，只能称为“虚码头”，货币只是通过汉口这个中转站流向沿海贸易港口和内陆原料产地，一旦这个贸易链条断裂，汉口金融业的资金链也必然断裂。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救助，汉口发生金融风潮就在所难免。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受战争、自然灾害和金融市场变动的影响，汉口金融业的资金链就出现过多次断裂，引发了数次金融风潮。
在那个多事的年代，汉口金融界发生的较大金融风潮有以下几次：（1）1924年的金融恐慌。这年8月下旬，江浙两省军阀内战，上海金融市况顿显紧张，多家钱庄倒闭。受上海影响，汉口商业萧条，导致汉口银钱业主放出去的款项无法收回，而此时落户汉口的外国银行却落井下石，拒收庄票、纸币，改收现银，助推了金融恐慌。到农历八月，汉口钱业几乎难以度过。（2）1926年的金融变动。因受北伐战争影响，汉口水陆交通长期受阻，贸易呆滞，上海对汉口的金融业务只收不放，商业萧条，银根奇紧。加上北洋军阀吴佩孚向汉口银钱业强借数百万两，难以收回，情况日趋恶化。到8月20日，钱业虽勉强开兑，但立刻导致广大、宝通、协和等三大钱庄同日倒闭。到9月初，局势更加紧张，汉口银钱各业被迫暂停营业。（3）1927年的金融动荡。这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颁布集中现金令，封存银行钱庄现银共1000余万元；与此同时，上海银行业暂时停止与汉口各银行的往来，顿时引发汉口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汉口银钱业几乎全部歇业。（4）1931年的金融风潮。是年夏，武汉大水灾，导致市场萧条，钱业活动困难，再加上九・一八事变爆发，“辽、吉、黑、热，都入战事状态，各业停滞，人民流离迁徙，内地粮产，无法运出，商业钱庄相继动摇，以致东省欠各埠款项，不能到期偿还，并牵动汉口金融，陷于呆滞的状况”（迈进篮：《汉口金融业之过去与现在》，《汉口商业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35年9月10日）。（5）1935年的“白银风潮”。受美国白银政策刺激，上海金融动荡，上海银行业采取紧缩主义，上海钱业因应付恐慌而无暇西顾。贸易上，四川货物“近年来则直输上海”，导致上海与汉口金融“不如昔日之密切”。汉口工商业受此打击，“大规模商店纱厂，纷纷歇业”（谭秉文：《汉口钱庄业之动向》，《钱业月报》第十五卷第八号，1935年8月）。汉口金融市场出现恐慌，钱庄收歇过半。
二、汉口钱业公会化解金融风潮的努力
作为钱业同业组织的汉口钱业公会，面对接二连三的金融变局，积极应对，着力化解，尽量规避损失，维护钱业利益。
在金融风潮来临时，汉口钱业公会积极组织展开自救。它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变更交易方法，便利同业交易。1926年，钱业公会果断修改交易方法，修订了五条办法中的两条，大大简便了同业交易。当时规定：“同业拆票，归八月底收解，迁延利息按日计算，尚未兑的，以九百七十二两为标准，补价作转，所有电报等费，应由各人自认。”“同业铜元存条，有现支现，无现的在八月底支请，至迁延利息，应自七月底止，按一分二厘计算，如持票人不去兑，则不补迁延的利息。嗣钱业提早于八月二十日开市，办理收交。”钱业公会的这些举措，为钱业内部的交易大开方便之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风潮的冲击力。第二，筹措资金，救助同业。1931年，为抵御水灾后的金融困难，“汉口钱业公会……向钱业殷实各家筹集资金20余万，转放中小各钱庄之押款及外帮殷实期票贴现，陆续向银行转押，以资周转。有此一来似觉稍为稳定矣。”（聚兴诚银行《汉行通函》第13号，1931年8月24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12）第三，完善同业互助制度，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在1935年的金融风潮中，“汉口钱庄连续倒闭，钱业公会为救济同业起见，二十四日筹议设立公库，二十五日正式成立，加入钱庄共有十八家，每庄垫款三万元，计五十四万元，以便救济同业。”（《汉口商业月刊》第二卷第九期，1935年9月）公库制使得汉口钱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当然，单凭钱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充分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的，因此，汉口钱业组织通过自身努力，与银行公会、汉口商会以及各级政府相互配合，试图减轻钱业的压力。在1924年的金融恐慌中，钱业公会当即议决两项办法：“一急电上海银行公会，速急设法救济市面”；“二由万泽生、余德馨等代表全镇钱业渡江请萧使，设法救济”（《银行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二号，1924年9月）。在1935年“白银风潮”中，“汉口钱业公会为防止金融恐慌之扩大，于是向银行公会交涉融资以资救济。银行公会……借款一百五十万元于钱业公会，作暂时救济之手段”（陈志远：《汉口之金融恐慌及其归趋》，《武汉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编印，1985年，第111页）。除了向同业和地方政府寻求救助外，中央政府也是汉口钱业公会争取的目标之一。1931年武汉水灾后，汉口市商会和钱业同业公会希望中央银行拨款维持，他们利用蒋介石到汉视察水灾之机，向其寻求帮助，并得到蒋氏许诺，“中央银行即拨洋三五十万元，交由商会会同钱业公会专作贴现放款，以资周转矣。”（聚兴诚银行《汉行通函》第14号（1931年8月31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4―1―12）
在金融风潮中，汉口钱业公会组织钱业借助外部力量，积极开展自救，是其应尽的职责之一。同时，钱业公会又是政府调控经济、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组织。在金融风潮来临时，钱业公会也是政府化解金融风潮的重要工具。
汉口钱业组织是政府平息汉口金融风潮的重要力量。1924年，汉口金融风潮的平息，就有赖于湖北省政府与汉口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商会的通力合作。当年“夏历七月底，因汉埠银根吃紧，市面异常恐慌。当经汉口总商会、银行公会暨敝会开联席会议，议由敝会（钱业公会）发行一种维持流通券，以资救济。……并承湖北官钱局假以各种股票证券及堡垣路地契等件为之担保，送由汉口银行公会保存，以资信证。”（《财政部卷》1027（2）/85，《武汉钱庄史料》第61―62页）后因外国银行不信任流通券，汉口商界“公推汉商会会长周星棠、银行公会王毅灵、钱业公会杨俊山即时渡江……请求设法维持”，最终“国外银行团允为转期”（《银行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二号，1924年9月）。在湖北省政府的支持下，官商通力合作，最终渡过了难关。在1935年的“白银风潮”中，汉口市长吴国桢为稳定金融，于6月24日晚紧急召集钱业及商会领袖、汉口各银行的代表商讨解决办法，最后决定原则三项：一是银行及钱业分别组织仓库公库，克日成立，凡有欲将货款抵押现款者，可将货物提单送钱庄，加具本票，由公库盖印，负责送由银行贷款；二是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湖北省银行等五行担任无限制放款；三是有货商人与各银行有来往者，仍可由各银行直接抵押借款。在政府主导下，汉口金融业各界达成协议后，银钱业密切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在1924年和1935年的金融风潮平息过程中，地方政府虽然起着主导作用，但钱业公会则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