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讲起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感悟。“做学问，我是‘半路出家’，1956年北大毕业后，曾从事文化交流调研工作，1972年下决心弃政从文。”“‘文革’时期，正是我的青壮年时期，我失去了很多，但寻回了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的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我以当时还被视为禁区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突破口。”“学术研究要坚持以基础研究为主，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
来祝寿的学者们，从白发苍苍的日本所第一任所长何方到中青年学者，谈的也都是“学问”。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说：“在叶先生作品中常能感到他对他者文化、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胸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则用一篇8000多字的论文来探讨叶渭渠的日本文化研究模式……
人们也把祝福送给了叶渭渠的夫人唐月梅。同为越南华侨，同在西贡中学读书，1952年一同回国考上北大东语系,合译过《浮华世家》等作品，更用十年时间合著6卷本《日本文学史》……叶渭渠夫妇相知相伴成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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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斯敏 |
短暂的午餐时间后，叶渭渠――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竟然毫无倦意，又开始了一场和青年学者的谈心会。讲人生，讲学问，而讲得最多的，还是治学精神。有青年学子问到日本与中国文化中“人格”之对比，叶渭渠由此荡开去，讲起了马寅初、陈寅恪、吴晗许多前辈的“学术人格”：“求真务实相统一，这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与人格。”“做学问，要寡欲勤奋，人当然都是有欲望的，但力求少些，否则求学分心，难有所成。”
叶渭渠跟记者讲起了他接下来的计划：写作《日本美学史》；用五到六年的时间与夫人重译《源氏物语》，现在这一工程已进行了一半……“我已经80岁，走到人生边上了，但只要活一天，我就会继续求学，走完余生求知求真的最后一段路。”叶渭渠说。
（本报北京7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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