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文化育人既不同于强调某一学科知识的“专业课”,也不同于强调全面知识的“概论课”,而是通过文化价值的介入,使各种复杂知识在人文精神的烛照下融会贯通。这里的“通”,不仅仅在于学科知识之间的逻辑与非矛盾性,更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的融贯与共通。
诚然,知识是文化的基础。知识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世界本来是一个整体,只是为了认识的深入,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类不得不把本来是整体的东西分门别类,这种表层的分类并不意味着内在整体关联的消解。因此,从教学内容上说,文化素质教育不在于回答“是什么”的人文知识教育,而在于帮助受教育者确立“应如何”的人文价值的选择。它不仅要关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更应该强调各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互渗互融。
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讲堂,人文文化是一个整体,它们在根本上脉络相连,在精神上息息相通,文史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提升,史哲离不开文学情感的浸润,文哲离不开史学真实的依托,它们互为表里,互为依托,互为支持,是一个不能割舍的文化亲情体。科学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不管科学与其他文化有多大差异,但归根到底都是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科学世界本身是一个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不仅勇于探索与献身、批判与创新、求真与务实等人类从事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精神是人文精神,而且理性的思维逻辑、系统的思维方法等人类在认识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文化育人强调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认识科学,从知识的内在联系中来理解科学。因此,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讲堂,自然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人文性。
其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文化育人,与其说是追求一种预设的知识效果,不如说是指向人的成长过程。如果我们认同“教育是文化的过程”,那么学生的“学习”不仅是学生自我发现与自我控制的过程,也是与他人协调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不停开掘和追问而建立的价值体系。古人认为,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荀子将完美的修养与高尚的德行谓之“至文”,文化育人的目标就在于这样一种“文而化之”的过程。与知识教育不同,文化育人不能靠灌输和说教,而应该是文化体验后的化育。孟子将君子的教育方法归纳为五种,其中“有如时雨化之者”为其首,这里的“化”就是文化育人教育手段与教育效果的有效统一。
人文精神是一种实践精神,文化育人的效果在于内化。如果说第一课堂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文知识的传“道”,其终极目的则是让学生悟“道”。文化育人要求把教育的施力点放置于促进知识内化的环节,强调文化知识转化为自身内在的人文精神,直至是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情感与行动中的文化自觉。因此,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是文化育人模式下重要的教学环节,其目的是通过文化实践,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鉴别能力、优秀文化的传承能力与先进文化的创新能力。因此,社会实践在育人中也应当同基础课、专业课和公共课程一样有科学、完整的培养方案,相对成熟合理的管理方法,才能改变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局面。
再次,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人,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因此,在教育效果的检测与评价上不大可能定量划一。知识教育模式下,我们热衷于定量的考核,忽视的是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及不能测量的部分。文化育人,在效果的检测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传统的定量划一的考试制度,而采用如教师观察,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等方法。
文化贵在创新,文化育人视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人的自我实现与生命价值提升的需要。人的自我实现的创新活动包括科学创造与生命创造活动两方面。科学创造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特征、结构和规律的创造和发现,生命创造活动是对人、对人的心性的顿悟与发现。鲁迅先生因看电影而领悟:中国人思想不觉醒,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当看客而已。于是,他弃医从文,用笔的“呐喊”唤醒民众。这无疑是鲁迅先生人生的可贵的顿悟与发现。可是,长期以来,以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却将创造能力片面地理解为认知性创造,在重视知识与技能学习培养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生自我心性修养这一创造力的培养与提升。
总之,从知识教育到文化育人,不仅是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愿景,也是走出当下困境的选择。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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