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王重民往来于20世纪40年代极其密集的书信，体现了现代学术领域学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现代知名学者中，能长期借助于这一“手段”，一丝不苟于深层学术切磋，你来我往，即或见解相左而始终心有灵犀的，则不多见。
胡适与王重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胡适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王重民不止涉猎领域广泛，且硕果累累，堪称著作等身。胡适与王重民还是教育家。他们都曾经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且都与北京大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2007年秋，正是基于以上机缘，并且基于同一个目的，海峡两岸的两个特定机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承担起编纂《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这一工作。
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汇集了胡适和王重民往来多年的治学书信。通过“书信”这一特定的载体形式，释放出极其丰富的知识信息和文化内涵。阅读两人的“往来书信”，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治学态度和见解，耐人寻味。撮述其中要义，起码体现于如下四端：
一曰学术切磋，唯真唯实。如果说学术研究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形式，那末深层的切磋和争鸣，就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催化剂。在对待郦道元《水经注》的历史公案上，胡王两人的通信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当初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王重民曾以长篇论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致书胡适，表明了自己的传统观点。胡适先生别有一番看法。随着探讨此案的日益深入，两人原本分歧的观点不仅趋于一致，彼此感佩之情也溢于言表。从《水经注》“公案”的探讨中，人们看到了国学大师尊重事实和“服从证据”的一言一行，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学术态度。
二曰经验感受，嘉惠学林。作为交流心得的学术平台，“书信集”荟萃了两位大师宝贵的治学经验和体会。两人在探讨问题过程中，往往是既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常能给人以融会贯通的上乘感受。甚至在某些并不连贯的“只言片语”中，也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例如王重民先生在版本和校勘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胡适先生在研究《两汉的太学》一文时，就曾深得王氏之助。又如作为一流学者的胡适，深谙治学之道。在1943年5月30日致王重民的信中,他就曾对宋代学者李若谷“勤、谨、和、缓”的考证方法感触颇深，于是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勤’即是来信所说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小识大，都可有所成就。‘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滴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我说‘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上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经验”和“体会”，有益于当时，也有益于后代。
三曰心存诚敬，厚道友人。阅读当年胡适、王重民两人往来书信，两大师“诚敬”待人的态度，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无论是讨论古代人物，还是研究近代事件，两人同苦同乐，切磋讨论，灵犀一点。即便在意见与观点相左的问题上，也往往能推心置腹，求同存异，彼此启发，互相激励，塑造出了亦专家亦挚友的文人样板。为了支持胡适先生重审《水经注》案，王重民先生可谓不遗余力：不单从学术层面提出不同看法与其商榷，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搜集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甚至在自己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请夫人刘修业女士一起帮助誊抄转录。对于来自友人“不遗余力”的支持，胡适也总是念念不忘，屡屡言及，以至每每于信尾署以特殊用语：“匆匆敬问双安”、“匆匆敬祝双安”。
四曰国学研究，其乐无穷。考察胡适、王重民治学轨迹，无论是他们执著于国学研究的理念，还是不满足于现状而独辟蹊径的方式，抑或是决意攻克某一既定目标的毅力，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过去的20世纪里，重分析、重实证的西方文化，曾经一路领先，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如今的21世纪里，重综合、重系统的东方文化适逢其会，犹如一轮朝日冉冉升起。在气象万千的国学中，不只蕴含着众所周知的至理名言和座右铭，蕴含着开拓视野、弥足珍贵的辩证法，还蕴含着随处可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胡适、王重民的书信往来中体现了这一点。
（本文为北图出版社出版、《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