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一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来之后，其内涵一直与时俱进，但其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和促进改革开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基本内核没变，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导方针不变。但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我们必须异常清醒，避
首先，二者的创作目的不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指导思想，在新时期，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这“二为”在本质上又具有一致性。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人民是社会文化生活的当然创造者和享受者，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弘扬主旋律就是在忠实实践我党的这一文艺政策。从《离开雷锋的日子》到《焦裕禄》再到《张思德》，从《亮剑》到《士兵突击》再到《集结号》，严肃题材的主旋律影视剧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是因为这些“主旋律”作品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同他们、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同频共振。
与之不同的是，“和声以鸣盛”所追求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强调皇权至高无上，它服务的对象是统治者。大量的应制诗文等“盛世元音”应时而生。朝野的价值因之而日趋疏离。这种价值观恰与我们当今的弘扬主旋律相左。
其次，二者遵循的创作态度也不同。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离开了人民、脱离了生活，文艺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艺术之花就会枯萎。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才给人真实感，让人亲近。这种真实、尤其是人性的真实更具有震撼力。像屡创票房新高、弘扬主旋律的《集结号》，战争第一次被具体到了一个个性格真实的“士兵”身上，这里有曾被吓得尿了裤子的文弱的王金存，有冲锋前仍不忘往嘴里塞大饼的贪吃的焦大棚，还有时常骂骂咧咧流露出一副“兵油子”习气的谷子地，这跟以往文艺作品中主角“高大全”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更为可贵的是许三多的“抛弃但不放弃”、谷子地的穷尽一生为战友正名等正是人性的闪光之处，具有无穷的思想张力。这种除去“脸谱化”的主旋律作品，都能在真实的再现中拨动受众的心弦。
而“和声以鸣盛”的诗文似乎也注重情感的真实性，虽然也高举“诗以言志”的大旗，但所谓的“志”、“情”大多被异化，完全屈从于圣人之规范。所谓的“万古之性情”、“性情所寄，千载同符”显然是将人类的情感衡一为圣人之情感，忽视了情感的个体差异。应制诗文极为发达的清代，出现了如张英、陈廷敬这样的“燕许大手”，他们被后人诟病的恰恰是缺乏个人的情感；至于王士?、朱彝尊他们之所以名垂青史则恰恰是其在野而非在朝时期性情自然流露的作品。可见缺乏真情实感是“鸣盛”作品的一大通病。这又与当今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背道而驰。
其三，从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的地位言，二者也是截然不同。若文艺服务于人民群众，那么作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作主体，就应平视他的接受对象。因为平视，故而心态平和，能够进行角色置换。作为时下高扬主旋律的作品，如果摆出一副训导者的面孔，那么普通的接受群体就会被“训”跑，因为形形色色的西方大片、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络文化等都在跟主旋律的作品进行文化阵地争夺战。没有人排斥被教育被感动，但人们更渴望平等的教育和真实的感动。2008年抗击雪灾的普通电工、5・12汶川大地震那替人哺乳的女警察以及丧失家人依然站在救灾第一线的民政局长，仿佛就是身边的你我他，我们没有感觉距离，只是感受到真实。他们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居高临下，他们只是用行动，而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一线，用平等的视角再现历史，还原真实，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同样，银幕中的焦裕禄、张思德、李云龙、许三多、谷子地等艺术形象之所以长期感染读者和观众，也就是作品中的平等教育观让观众进行角色置换，从而引起情感共鸣。
而“和声以鸣盛”的作品中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的身份却有天壤之别。对于君主的言论，大臣大多只能以“诚如圣谕”、“圣谕极是”诸如此类的词汇来褒美。虽然也有铮铮硬骨者拼死以谏，大多或身陷囹圄，或流放不毛之地，少有全身而退者。这种政治生态影响下的文艺作品，逢迎之风自然盛行，润色鸿业的诗文辞赋泛滥。因为一心向上，故而于民瘼往往视而不见，少有良知者也只能避重就轻。然怨诽如《离骚》者，总是被责为目中无君；“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唯有发愤著书；“唯歌生民病”的白居易，只能处于“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窘境……这同样与当今弘扬主旋律的“二为”作品的目的大相径庭。
在党中央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创作重心放在主旋律上，这是一种良性的发端，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使然。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应力破千人一腔、忽视个体情感差异的创作模式，更加贴近丰富多彩的生活，大胆反映现实，抒发真情实感，避免“脸谱化”、“程式化”；同时应以平等视角观察生活、再现历史和现实，创作出更多弘扬主旋律而非仅仅“和声以鸣盛”的优秀作品。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当代著名文学家李准即如此认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也可以成为主旋律，只要作家艺术家真正把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灌注创作之中，只要揭露阴暗面的出发点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和面临的困难，只要作品的社会效果不是使人们丧失信心而是更加激发他们投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豪情壮志。”显然，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命题“和而不同”，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会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