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季羡林二位先生在7月11日相继辞世,中国文化界、学术界遽失大师，中华书局痛失良师诤友，全体员工不胜悲悼。
季、任二老与书局的交往均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二老曾经多次提起他们读小学、中学的时期，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工具书与古代诗文读物是最常使用的。后来，他们又都成为书局最具影响
力的作者。“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季老和书局的通力合作缘于对《大唐西域记》的校勘与注释。1977年，书局编辑部提出请季老组织实施的设想，季老欣然同意，带领9位学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初稿，并于1980年4月写成了近两万字的前言。1982年3月,在李一氓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大唐西域记校注》及任老关于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提议，成为与会者热议的焦点。其后，这两个项目均列入了中华书局1982-1990年的出版计划。“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改革开放初期，两位老人都担负着行政事务、社会活动、学术研究与培养人才的繁重工作，但都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承担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编撰项目，而且都坚持“不领空衔”、“不当挂名主编”的原则，不辞辛苦，亲自动手。《大唐西域记校注》于1985年正式出版，1993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中华大藏经》自1984年起陆续印行，至1996年出齐106册，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两部书的获奖决非偶然，请看《大唐西域记校注》（60万字）的工作时间表：1978-1979年初，做了整整一年准备工作，包括人员组织、前人研究状况与相关资料收集；1979-1980年4月,7位学者分工完成初稿,再由季老悉心复阅定稿；1980年5月-1983年6月,总计10位学者进行了修订定稿的工作，包括引文核对、修订与补写释文、绘制地图等。一部60万字的书稿，10位学者花费了五年半的时间。《中华大藏经》从设立以任老为首的编辑局开始编纂工作，到第106卷印行，则用了足足十三年的工夫。两位古稀老人老当益壮的雄心与一丝不苟的实干精神，不仅感动了书局全体同仁，也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树立了典范。更令人感动的，是二老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耄耋之年多次提出还要继续修订《大唐西域记校注》和续编《中华大藏经》，拿季老的话来说：“希望不留遗憾，功德圆满。”
 |
二位老人对所负责的集体项目是如此，对他们自己的个人著述亦是如此，精益求精，力求最少缺憾。2005年,考虑到我们的一些老专家再撰新著不易，而他们曾经发表过的一些精彩短文又颇费查找，书局编辑部决定编辑一套《皓首学术随笔》，拟先请年过八十的8位大家各编一卷。约稿信发出，很快得到季、任二老赞同。任老挤出宝贵的时间亲自选目编排，并坚持自己动手审读校样，修订文字，核改缺漏，以保证出书质量。他几次与年轻的责编通电话，都特别强调提高编校质量关系到出版社声誉，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名社来讲更是至关重要，决不可掉以轻心，谆谆嘱咐：“一定要把好关！”季老因在医院休养，限于视力，他则委托书局的编辑先替他编选，由他审定目录，并一再讲：“中华书局是我的老朋友，我对老朋友是一百个放心的！”这套丛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后来，经季老授权，书局又编辑出版了他的《佛教十五题》，当我们将印好的样书送到他面前时，他细细端详，在表示满意的同时，十分高兴地说：“我还要写第十六题。写什么？暂时保密。”表达了他生命不止、思考不息、笔耕不辍的治学精神。
对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普及读物，二老同样给予了热情关怀。例如季老一直对《文史知识》杂志情有独钟，不仅对“大专家写小文章”深表赞同，也提议《文史知识》应该成为培养新专家的摇篮。1989年10月,《文史知识》出刊第100期,季老特地撰写了《百期祝词》一文，文章说：“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又说：“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他的老朋友臧克家先生称自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季老说：“那我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读者。因为几乎每一期的文章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当然，季老也是该杂志的重要作者，提供了《我和佛教研究》、《说喷嚏》等多篇大作。任老对《文史知识》的约稿几乎也是有求必应，不仅亲自为该刊的“佛教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传统文化”两期专号撰写了《佛教与儒教》、《道家与道教》两篇重头文章，而且为《文史知识》百期题词：“化深为浅，举重若轻，雅俗共赏。”肯定我们的办刊方针。
|
|
2005年11月中旬，当季、任二老知道中华书局准备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工程立项时，马上和何兹全、冯其庸先生联名写信给温家宝总理，表示对这项工程的支持和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培养后继人才的关切。四位老专家的信，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2006年春，中央批示精神传达后，要召开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季老因眼疾不能动笔，便请人代拟了《我的建议》一文，提出三点具体建议，并充满激情和信心地预示：“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华书局的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也是庆贺中华书局百岁华诞的二十四声礼炮齐鸣之时。”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之前，任老亲临专家论证会，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指导性意见，着重提出修订工程第一要注意培养整理古籍的接班人，第二要沉得住气，在反对浮躁学风上起表率作用。不仅如此，年届九十的任老毅然同意担任修订工程的总修纂，成为这项工程的主心骨。前两次修纂工作会议，任老都坚持到会，认真倾听与会者的讲话，而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又一次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不当挂名主编”的作风。两个月前，修订工程办公室准备召开第三次修纂工作会议，而任老却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任老身在病房，仍惦记着修纂工作。他不能到会，还想着要递交书面发言稿，却已经无力动笔，只好指定专人为他起草，并忍着巨大的病痛，以极大的毅力亲自审定了这个稿子。
2002年初，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90周年局庆大会，季老和任老到会庆贺，并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季老在讲话中拟联一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再称赞中华书局是我国出版界的中流砥柱，勉励我们要继续努力，出好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任老则针对当时出版界存在的弊端，一仍其直言不讳的风格，在讲话中告诫我们要坚持“中华品位”，维护“中华品牌”。这两年来，书局领导曾多次到301医院的病房探望季老,向季老报告出版工作，送去新出版的图书，聆听老人对我们的期望。从季老的谈话中，我们不仅感受到季老为我们取得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和成绩感到由衷的喜悦，也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书局想聘请季老做学术顾问，派人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光荣！”书局请他书写新的局训“守正出新”，他拿起笔来一挥而就。今年5月，书局李岩总经理最后一次到医院拜望季老，并递呈学术顾问聘书，老人高兴地接下聘书，取出事先已经写好的一张题词，他对自己的字不大满意，又坚持当场重写了一张赠给书局，成为这位学术大师留给我们的最后的珍贵礼物。
现在，季老、任老给书局的几次题词墨迹尚新，二位老人对我们的教诲亦言犹在耳，他们却在同一天乘鹤仙逝。书局全体同仁在缅怀学术大师的同时，也决心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齐心协力做好出版工作，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学术发展进一步贡献力量，以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