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塔・雷教授石硕摄
7月末的苏黎世艳阳如火，2008年国家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德国化学工程专家洛塔・雷教授站在公寓门前迎接中国记者
“我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与中国开展科学技术交流的德国人之一”
在洛塔・雷家里，中国印记随处可见。客厅墙上挂着写着“福”字的书法卷轴，素雅的松鹤延年织锦，大红的龙凤呈祥剪纸，标注着“人民大会堂特供”的绿茶包……洛塔・雷指着卷轴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我在香山参加科学会议的礼物。”
洛塔・雷是国际循环流化床技术开拓者。1975年， T echno-G erma 工业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洛塔・雷应邀首次来到中国。“那时我在德国鲁奇能源与环境公司工作。很幸运，我的文章被中国选中，我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与中国开展科学技术交流的德国人之一。”洛塔・雷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1984年10月，他首次访问中国科学院，并正式确立合作关系。从此，以中国科学院为平台，他同中国科技界合作的范围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高，内涵逐渐加深。
洛塔・雷促成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同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签署合作研究协议，目前协议仍在发挥作用。2000年，他将一整套工业规模循环硫化床装置和包含4万多组数据的数据库系统无偿赠送给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洛塔・雷说：“中国科学院代表着中国最高研究水平，他们有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优秀的科研人员。在同他们的合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009 年5 月，由中国科学院推荐，洛塔・雷再一次来到北京，从国务委员刘延东手中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介绍中如是评价：“促进了中国流态化和颗粒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中国循环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中国企业洁净煤技术、化工安全技术及环境工程的进步。”
“中国有杰出的科学家，有优秀的青年人――他们是最宝贵的财富”
“其实，我与中国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1年,我准备写博士论文,那时硫化床研究刚刚起步，没有太多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在很少的资料中，郭慕孙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我帮助很大，我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数据。”洛塔・雷说：“我曾经拜托朋友帮忙联系郭先生，可他就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其时，郭慕孙先生早已回国效力。而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国际学术交流基本停滞。
直到1984年，洛塔・雷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他和郭慕孙先生有机会对坐而谈。“郭慕孙先生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那一代科学家都非常伟大。”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已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任职的洛塔・雷开始致力于中瑞两国的科技合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是洛塔・雷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在李的帮助下，我重新改造了实验室，进行粒子参数测量等工作。”洛塔・雷说：“他和他的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跻身世界一流的潜力，我相信他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因素，洛塔・雷已经不再带学生了，但他对中国年轻学子评价很高。“我接触过一些在苏黎士理工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很刻苦，而且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该往何处去。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应该学好英语。”
“各国都存在科技成果与产业化如何衔接的问题，中国应该考虑学习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
洛塔・雷曾经领导德国最大的过程工程公司――鲁奇集团的研发中心，中年后从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有“两个头脑”的人。因为这样的背景，如何让产、学、研更好地结合起来，一直是他思考的问题。洛塔・雷说：“各国都存在科技成果与产业化如何衔接的问题，中国应该考虑学习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
洛塔・雷认为，在转换中存在着两种模式：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欧洲，如果你想成为工学教授，必须首先在产业界有所成就。这样你在任教和科研时，就会更加准确地把握方向。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工业界要敞开大门，个人也要有足够的积累。”
“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成为工学教授并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们追求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却缺乏长远的战略性思考。在美国，虽然国家支持的项目不少，但是很难把握工业发展和需求的脉搏。”
“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欧洲越来越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但我个人并不看好这种模式。”洛塔・雷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在科技与产业结合上，应该慎重选择发展模式。”
“今天的中国在能源、环境方面既面临机遇,也存在挑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一味引进西方技术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最佳之道，科学家们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同本国的需求结合起来。”采访即将结束时，洛塔・雷对即将迎来60岁生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送上了美好的祝愿。“中国有最早的工程技术，是你们发明了陶瓷、罗盘等工具，才让这个世界更美妙。早期西方正是借鉴了中国的工程技术才发展起来。我相信，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有能力也一定会让中国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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