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的理论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理论。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讲话精神
我们既不是为生产而生产,为搞经济而搞经济,也不是为单纯增加GDP而生产,更不是为“乌纱帽”而搞经济。我们搞经济、发展生产,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需要,使他们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这种消费需要是强大无比的生产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前进的火车头。
在当代,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都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但由于国情不同,三驾马车的搭配状况各异。如果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或封闭型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发展基本上由国内消费与投资这两驾马车拉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开放型小国或地区(如新加坡、荷兰、比利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那么它的经济增长或发展主要由出口拉动,其外贸出口依存度可达300%甚至400%以上;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开放型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应由三驾马车同时拉动,且以国内消费为主、投资和出口辅之。美国和日本虽然出口总额不小,但其外贸出口依存度也不过10%左右。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消费市场之大无与伦比。因此,我国必须确立并始终坚持以消费为主,以消费为第一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但近20年来,拉动我国GDP增长的第一驾马车不是消费却是投资。出口这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自2000年以来也相当突出,使外贸出口依存度达30%-35%,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3倍。由上述情况可知,党中央要求“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收入、消费和储蓄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理论
按照传统消费理论,居民收入=消费+储蓄,或者说,消费=收入-储蓄。这两个公式表明,不能将收入等同于消费,更不能将储蓄等同于消费。实际上,即使收入增长了,并不见得用于改善生活,而是把它变成储蓄,形成高储蓄、低消费。2006年比1978年,以当年价格计算,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33.2倍和25.8倍,城乡人均消费额分别增长20.5倍和19.5倍,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增长高达560.3倍。这不就是高储蓄、低消费吗?高储蓄又是高投资的根源。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成了我国经济中的一种顽症,非下功夫治理不可了。
在当今世界,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不外两大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低储蓄、高消费类型与以日本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类型。两种类型何者为佳,值得探讨。现在看来是各有利弊,也各有存在的条件,我们不能照抄。美国没有储蓄但有大量投资支持经济发展,而投资从何而来呢?通过向全世界出售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在全球发行美钞以及巨额外贸逆差等方式,集中全世界的资本。这一点不适合我国,我国的建设资金主要靠内部积累,即由储蓄转化而来。日本的低消费、高储蓄同以往我国30年的实际情况相类似,存在众多弊端。在我国,既要大量储蓄(投资)促进生产高速发展,又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应使收入、消费、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或者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常数,笔者称其为适度消费理论。这个理论不同于消费倾向下降,而储蓄倾向上升的理论。
关于非确定性消费理论
人类历史进程表明,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在低级阶段,当期(或称即期、现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没有跨期选择问题。由于收入是既定的,因而消费也是确定的。这种环境中的消费理论被称为确定性消费理论或传统消费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进入更高阶段。在此阶段,收入显著增多,不仅可以满足当期消费需要,还有剩余,且剩余越来越多,于是又转化为储蓄和各种财产。在此情况下,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一生的财产多少。即使当期没有任何收入,依靠过去积累的财产或财产收入也可以实现消费需求;即使当期没有财产或财产收入,只要未来有收入或财产,也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取得收入,以实现当期消费。这种消费取决于财产与收入的相互转化以及消费信贷,即取决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其实现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消费的理论称为非确定性消费理论,又称现代消费理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居民“家庭财产普通增多”视为居民生活显著改善的重要标志,并号召全党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既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新发展,又是我国由传统消费转向现代消费的里程碑。
关于消费者主权理论
现代消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消费则是以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中,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不仅没有跨期选择问题,也没有跨国、跨地区选择问题,因而消费者没有什么权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以产定销,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就消费什么;生产多少就销售多少,就消费多少。出现供不应求时,就采取行政措施或实行票证制度,对消费加以限制,消费者没有选择的权力。在市场经济中,以销定产,市场上能够销售什么(居民购买什么)就生产什么;销售多少(居民购买多少)就生产多少。换言之,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就销售什么;消费者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销售多少。消费者的需要是生产和销售的出发点。将上述三种类型的经济形态进行比较之后不难发现,立足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上的传统消费理论是生产者主权理论,而立足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现代消费理论是一种消费者主权理论。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的传统消费正在向现代消费转变,传统消费理论正在向现代消费理论转变,生产者主权理论正在向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消费者正在由无权向有权转变。这是消费体制、消费思想的重大变革。
关于消费结构新趋势的理论
居民消费结构受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当前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一是服务消费增强。几千年来,人类生活都是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消费为辅。现在达到了一个拐点,在发达国家已出现以服务消费为主、实物消费为辅的新现象。消费结构这个新变化在我国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已初露端倪。这个新趋势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在GDP的实物构成中,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的实物消费品所占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而由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消费品所占比重已上升至50%以上,在发达国家甚至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新特征不能不在居民消费结构上反映和体现出来。
二是绿色消费增强。从本源上考察,人类的生活消费自始就是绿色消费,即人类自始就依靠绿色有机物质生存和发展。可以说,绿色消费是人类的本源消费。然而,化学工业和转基因技术问世后,开始动摇了人类绿色消费的原本基础。科技进步往往是双刃剑，以转基因食品来说,欧洲人和日本人中反对者大有人在。鉴于对“化学化”和“基因化”的怀疑,人们开始重视绿色消费,这可谓返朴归真。
三是文化消费增强。人是社会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除制造和使用工具外,就是创造精神文明,并享受一切先进文化成果。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和实现小康。小康型生活不同于饥寒型生活和温饱型生活。后者主要解决生存问题,前者则主要解决发展问题和享受问题。发展问题和享受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居民文化生活的提高。所以,文化消费增强将是我们迈向小康道路上必然出现的一种新趋势。
四是数字消费增强。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众多信息产品虽然外观千奇百怪、功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依靠数码运行,故称为数字产品。这类产品既有生产过程,又有消费过程。数字产品的消费简称为数字消费。在信息化时代,数字消费的地位与作用是很突出的,并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
对以上所讲的四种消费新趋势,政府决策部门应采取正确的政策加以引导,促使其发展;企业家则应从这些趋势中寻找潜在的市场和现实的市场。
关于构建生态文明型的消费模式理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个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应很好地贯彻和落实。不仅要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打造成生态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我国的消费模式构建成生态文明型的。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在人、社会、自然三者和谐共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循环、全面发展和持续繁荣。这种文明同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具有内在统一性,本来可以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矛盾的地方。这种矛盾当前尤其突出。在建设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同时,有些部门、地方和企业忽视了生态文明,破坏了环境。不仅生产建设中有这种现象,生活消费中也有这类问题。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能源不多,环境污染已相当严重。当前,急需把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同生态文明真正统一起来,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之路,把生态文明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地区、每个企业和每个家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