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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为何“雷语”不断

2009-08-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姚晓丹 郭扶庚 我有话说

《华西都市报》8月6日报道,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交通局长谢林因停车费纠纷拳打物管老人事件有了结果:经龙马潭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区纪委给予谢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免去谢林交通局党委书记职务;按干部任免程序提交区人大,免去其交通局长职务。

这是继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置疑记者“你

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之后,又一名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政府公职人员。除了酒后驾车、怒打老人,这位局长同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也是他的几句“雷语”。欠了两年停车费,物管老人讨要的时候,他说:“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要找人来整死你!”人们指出他酒后驾车,谢林则辩解:“我车上装有酒,酒气跑出来了,身上就有。”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个别公职人员如此这般蛮横的语言和让人啼笑皆非的辩解不时见诸媒体,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甚至被冠以一个新鲜的名词“雷语”―“雷人”的语言。

那么,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何以“雷语”不断?面对媒体传播手段不断发展,特别是“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来临,政府公职人员应当怎样谨言慎行,怎样提高直面媒体时的交流能力?这些问题已经急迫地摆到了每个人面前。

公职人员的“雷语”令人震惊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解释道,“雷”是网络用语,是年轻人在网络语境下对“雷”原词的意义引申。“雷”从最早的名词演变为动词再到形容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雷”在网络上形容受众对某事十分震惊,内心十分震撼。

看看近期通过权威媒体披露出来的个别公职人员“雷”人的语言,的确让公众震惊、震撼。一名县委书记狂妄地宣称对他抹黑就是对全县工作的抹黑,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赤裸裸地表白:“我们做干部是为什么?不就是为钱吗?”还有人在考场上对重申考场纪律的监考人员破口大骂,声称:“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面对公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某单位领导甚至说:“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如此“雷”人的语言经过媒体曝光之后,非但没有引起少数公职人员的深刻反思,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有人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有人大骂:“某某网算什么东西。”而逯军对记者的质问更是登峰造极,道出了他对党和老百姓关系的错误认识,显示了他面对媒体时的荒谬态度。

因此,每当“雷语”产生之时,很快就引起舆论和社会的强烈反应,有的甚至遭到了一致批评。

少数公职人员尚未做好面对媒体的准备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条件下,数码相机、手机、移动互联网等都为一个全媒体时代提供了便利条件,“人人都是传播者”。因此,属于公众人物的政府公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置于聚光灯下,被送到麦克风前。

而我们少数公职人员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还极不适应面对媒体的被动状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广安分析说,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很排斥媒体。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时,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较差。尤其是面对电视媒体的采访,往往显得不知所措或者不经思考,随口而言。因此网上出现了个别官员说出的“雷语”。也许他们的本意并不是目前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意思,也许他当时所处的“语境”有别,但是,今天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传播方式的巨大改变,这些“雷语”经过媒体、网络论坛、博客的迅速传播,立刻产生了想象不到的巨大负面影响。

“言为心声,语言是思想的反映。心中想什么,口中才会说什么。”李宇明说,我们决不能仅仅把这些政府公职人员的“雷语”看作饭后谈资,它们严重地影响党群关系,影响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公信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进一步指出,目前,少数官员越来越缺乏草根性,与百姓脱节也越来越明显,导致他们在面对老百姓,面对媒体的时候,认识和理解出现偏差,说出一些看似缺乏思考的语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一部分官员不注重自身学习提高,不看书,不读报,内行人说出外行话,是导致他们频出“雷语”的主要原因。这些“雷语”在网络上为人诟病,反映了这些领导和政府官员思想观念滞后,不能与时俱进。比如,我们党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而逯军却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显然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割裂开来,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自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受到中央媒体和网友的批评是应该的。应当看到,人民群众为政府提意见是为政府改进工作考虑,政府官员应有的态度是闻过则喜,而不是害怕人民群众的批评,导致讳疾忌医。

公职人员急需提高交流能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因此,身处传媒时代,公务人员不仅仅要禁绝“雷语”,还必须尽快学会如何直面媒体,要善于和公众进行直接沟通。

著名外交家、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近年来一直呼吁领导干部要改变文风,学会“讲话”,提高交流能力。6月11日,吴建民在做客人民日报“文化讲坛”发表演讲并接受专访时指出,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写文章和讲话中存在着“八股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起会来讲话拖沓,写的文章冗长、空洞,言之无物。说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听众则听完了后句,就忘了前句,不仅让人觉得味同嚼蜡,还让人抓不到重点;二是文章和讲话没有对象感,脱离实际,“目中无人”。不同的对象,采取一样的口吻,甚至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完全不理会听众的心理。

一位中央领导曾对某些官员在新形势面前这种“话语平庸”现象进行了概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样的状况值得所有政府公职人员注意。

李宇明分析说,从语言素质方面说,讲话是一门艺术。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一些官员显然缺乏语言训练,语言素质不高,甚至个别人平时说话滔滔不绝,台上讲话则“八股”腔调,紧急之中语无伦次。古罗马有辩论术,孔子授徒有修辞之艺。我们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能够强烈地感

受到他的语言魅力。因此,为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为开展工作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重视提高公职人员的沟通能力,应当在干部培训中补上“说话艺术”这一课。

正确引导舆论,需要掌握一点交流学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董广安提醒道,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对于涉及公众比较关注的、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和突发性事件,更是应该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公开。公务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是媒体采访的对象。他们对部门的情况、地方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比普通人更为了解。媒体采访时,公务人员应该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向媒体介绍情况,说明事情真相。

董广安说,网络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在当今这个开放、互动、共享的信息时代,每个公民既是受众,也是传播者。但是由于缺乏媒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缺乏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人们对现有的媒介资源无法正确、合理、充分利用,以致假新闻泛滥、信息误读、资源浪费,甚至造成很大的副作用。因此,面对无孔不入的媒体,公民的媒介素养,尤其是公职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他们应当具备一定的媒介基础知识和应对媒体的能力。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他们有义务接受媒体访问,同时准确全面地回答问题,不应该回避媒体,更不能随意表达。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公众关心的信息,应该尽早地说,准确地说,全面地说,反复地说,打消公众的质疑,满足公众知情权,正确引导舆论。

吴建民建议,公职人员应该掌握一点交流学。改进文风,首先要弄明白读者听众是谁,要有针对性。其次,要开门见山,多用短句子,多些“干货”。另外,就是善于举例子,要善于从生活和老百姓中汲取营养。

转变执政理念才能从容面对媒体

夏学銮教授说,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普遍的心理状态是信任危机,因此干群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政府公职人员特别是官员更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谨言慎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要改变这种现象,仅从业务能力以及说话技巧上改进是不全面、不彻底的。政府公职人员要端正态度,“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心实意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重塑干群鱼水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员出现“雷语”现象。

白智立说,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可操作性,是政府公职人员与群众沟通存在障碍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鼓励官员深入基层调研,了解老百姓的真正需要。其次,受结构本身影响,少数官员对社会了解不多。因此,选拔政府公职人员除了依靠考试之外,实际工作能力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第三,要优化公职人员的结构,让各阶层代表能更多地充实到政府公职人员中来。

白智立认为,媒体挖掘群众的声音,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出现问题,政府部门有的回应,有的不回应。公职人员应当认识到,回应公众声音,负责任地解决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李宇明提醒,公职人员应该以人为本,心中要永远装着人民,做人民之公仆,问人民以政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赵顺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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