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邢宇皓齐芳张蕾
嘉宾：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理学部主任曾国屏
吴明瑜、杨乐、曾国屏，三位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工作者。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声。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落后至少一百年
1956年2月20日,吴明瑜随同刚刚上任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来到当时的北京西郊宾馆。新的工作让他激动不已，他绝想不到22年后自己会成为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言的主要起草者。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响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让他对科技的未来、祖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当时的西郊宾馆，云集了全国60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各部委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制定新中国《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技规划”）。
吴明瑜：1949年的时候，全国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只有5万人,而其中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不过几百人。当时，尽管在个别研究领域有一些凤毛麟角的大师级科学家，但总体而言，中国科技发展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
杨乐：拿数学来说，虽然中国近代数学发轫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中系统从事数学研究的不过几十人，中国人当时总共发表的数学论文只有几百篇。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十几年间中国数学工作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成倍增长。
吴明瑜：当时全球科技发展又是怎样一个态势呢？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55年世界上首座商用核电站投入运营――在短短十年中，人类便跨入了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和原子能时代的门槛。可以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第一次挑战和机遇。
渴望迎头赶上，全国人民对“12年科技规划”寄予很高期望。但毛主席看后，总体评价是“有头无脚”或“手长脚短”――落不到实处。
那一年的科技规划大会足足开了6个月。最终，与会科学工作者确立了以国家最需要解决的科研任务带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梳理出涉及13个研究方向、共57项616个中心课题，提交了长达600多万字的报告。
吴明瑜：看过报告，周总理向张劲夫提了一个问题：在这些课题中，哪些是最急迫、最需要国家支持的项目？张劲夫再度召集部分科学家研究，将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发展列为“四大紧急措施”。这些领域，都是当时的科学前沿，同时也是国家的急迫需要。此外，1955年，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发展“两弹”的目标。
曾国屏：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应运而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建国方略的一部分。经历过落后挨打的人们能更真切地体会科技进步对维护国家尊严的重要。为了让人民中国站稳脚跟，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强化国防建设，这也让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超越当时国家实力的尖端科技的发展。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也是新中国领袖们思考的头等大事。
吴明瑜：科技规划确定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比如，1958年我们研制出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子计算机。张劲夫为它取了一个名字――“有了”，这两个字，包含了多少艰辛、喜悦和自豪！1962年，“12年科技规划”中有明确目标的项目已经完成85％。在短短七八年时间里，百年科技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新中国科技已经初步转上了全面现代化的道路。
曾国屏：得益于这一时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坚实部署，即使在其后的十年浩劫中，仍然有一些突出的科技成果涌现――“两弹一星”、30万倍电子显微镜、万吨巨轮下水……但在“文革”中科技进步的机制、体制遭到破坏，大批科学工作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中国的科技进程出现了倒退。
“科学的春天”迎来万象更新
1978年3月18日，38岁的杨乐和同事张广厚一起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位一向沉静、内敛的函数论学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全国科学大会在这里召开！今天，他将走上领奖台，领取“全国科学大会奖”！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的声音铿锵有力，如春风般吹散了科学家心中的阴霾，他的讲话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杨乐知道，今天，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
吴明瑜：“文革”十年，中国科学院辛辛苦苦创建起的100多个研究所萎缩到仅剩30多个。年过七旬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不禁老泪纵横；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
杨乐：其实在1972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少数科研工作开始有了恢复的苗头。但搞科研的少数人还都遮遮掩掩，出了成果也不敢发表。1973年，部分科学期刊复刊。当时可供发表数学论文的一共只有两份期刊，一年可以发表数学论文约20余篇,每年我和张广厚约有两篇。当时我们还很担心，曾私下盘算我们不要太冒头了吧。
吴明瑜：当年在讨论小平同志讲话稿的时候，甚至在大会发言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很激烈。比如，关于后来轰动一时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述，有人提出，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为什么不谈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显然，这样的观点还没有走出“两个凡是”的阴影。但小平同志顶住压力，他表示：“一个字也不要改。”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1978年3月31日，在科学大会闭幕当天，著名播音员虹云代郭沫若朗诵了这篇《科学的春天》。这篇不长的讲话，同样被无数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杨乐：1978年4月，我和张广厚刚刚开完全国科学大会就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并顺访英国。这是“文革”以来我国学者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出国参加学术活动，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那次大会上我做了报告介绍我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当着这么多外国数学家、其中有许多是高水平的权威学者，我有点紧张。我们的出现，对外国数学家来说也很新鲜，有人开始还以为我们来自日本。
曾国屏：就在这个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最大的特点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迎来“科学春天”的中国，很快就感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因此，1982年党和国家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于是科技战略发展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这令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又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如何对科研单位“松绑”、“放权”，让其在市场与经济大潮中谋出路，理所当然地成为1985年开始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正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8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其中，数学方面四个研究所的整合是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杨乐被任命为整合后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杨乐：那时候中科院把有关数学的四个研究所进行了整合，由研究院统一管理。四个所成为单纯的学术组织，鼓励青年学者选择学术意义重大的课题进行长期研究，并结合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重大问题，组织队伍，开展研究。当时设立了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大家的待遇有了不小的改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吸引海外的优秀人才，改善科研条件，研究人员中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学术气氛。
科学的发展靠的是人的思想的解放
直到今天，曾国屏还记得2006年1月9日那天。上午，在新世纪召开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番讲话令他思绪万千：“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曾国屏：总书记的讲话正是我们多年来致力研究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幺儿子”，“文革”结束、高考恢复，让我内心充满了学习的渴望，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想象的变化：从工人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到贵阳中学教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出国留学，再到清华大学……虽然已不再‘恰同学少年’，但沐浴在新世纪的又一次“科学春天”气息中，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从面向国防为主导，到强调与经济的结合，再到追求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新中国60年科技发展的这三个大阶段，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活下来”、“吃好点”、“过健康生活”。过去在发展经济时，没有多想环境会出问题；也没有多想资源会出现问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是跳出科技自身谈科技发展，是将科技发展放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杨乐：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我们很难拿出原始创新的成果。当前，我们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引导高新技术，解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不断出现的重大问题。
吴明瑜：科学事业归根到底依靠的是人。如果人不能解放，思想不能解放，谈什么解放生产力呢？回头看看我们几十年的科学发展道路，每一次繁荣，依靠的都是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
吴明瑜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及其组织实施工作。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讲话、中共中央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主要起草人，“星火”计划和高新技术园区的主要倡导和推动者之一。
杨乐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在函数值分布论、幅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曾应邀在20余次国际会议上作主要或邀请演讲，在国际上60余所著名大学作学术演讲。
曾国屏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文理学部主任、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985”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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