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各方面反响极好。16日,中央领导要在大会堂的宴会厅接见剧组。我们3000多人下午一点半就开始陆续进场,快3点的时候,队伍排好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国务院和部队的领导也几乎都来了,只有三个人没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因为平日都是我每天和总理办
他们在宴会厅左侧的上海厅休息。还未进门,就看到总理正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少奇同志正在看一份稿子。主席吸着烟,在沉思。我明显地感到这是个机密的场面,纪律要求不该听的就不听,所以我主动退离门边,退到听不见总理声音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总理放下电话,和主席、少奇同志说了几句话。少奇同志把稿子交给旁边的人,三个人笑着走出上海厅。这时我听到总理问主席:“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呐?”主席爽快地说:“可以嘛。”
来到宴会厅,主席坐下后,总理对大伙说:“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高兴,但不要把地板蹦塌?!”然后他说:今天下午3点,中国人自力更生、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大家立刻鼓掌欢呼起来。接见结束后,演员们还是兴奋地不走,回味着刚才总理说的那句话。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原子弹是当天下午三点左右爆炸的,三位中央领导在上海厅就是在等这个消息呢。晚上10点钟,《人民日报》发了号外,用红色大字印的。
那天对我们《东方红》剧组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一喜,《东方红》演出成功,获得中央和各界好评;二喜,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当然也是我们的喜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在1960年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的艺术界人士,感受更不一般。当年距三次文代会召开不到一周的时候,苏联专家撤走了,却更加激发出中国人要自力更生继续前进的斗志。所以那年的主题就是“卧薪尝胆”。今天,中国人自己造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能不欣喜若狂嘛。其实当天应该是“三喜”,因为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正好也是在那天下台的!
《东方红》的成功,可以说是个奇迹。长达3个小时、3000多人参加、汇聚全国当时最优秀的歌舞演员、排演时间不到50天,如此大型的歌舞节目,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奇迹的诞生,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密不可分。
“用歌舞形式表现中国革命历史”,是周总理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会议上提出的。他当时还在自己的日历上写了一下这事。20日,总理召集周扬、张致祥、齐燕铭和我在紫光阁开会。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想用大型歌舞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你们看行不行。”当时我的胆子也大,回答说:“只要条件许可,是可以搞成的!”总理说,过两天去上海,和陈老总商量一下。我知道,陈毅同志思想是解放的,也一直关心文艺工作。
7月30日,总理再次在西花厅召集会议,并最终拍板,成立了节目领导小组和指挥部。领导小组由周扬任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任副组长,四个指挥分别是我、陈亚丁(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许平(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和赵鼎信(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8月12日,人员全部到位,开始排练。总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不仅每天要听汇报,而且多次到剧组指导工作,甚至亲自动手改写剧本。
10月2日首演的时候,我什么“心情”也没有,只是不停地按部就班地忙碌。演出成功了!16日当天,大家都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所以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喜上加喜,大家都激动不已。连现场的摄影记者也被这天大的好消息震惊,光顾着高兴了,没把那么兴奋热烈的场景拍下来,可惜。其实也不能怨他们,那个年代对于留照片资料之类的事,我们都没考虑那么多。比如总理到剧组27次,留下的照片并不多;刘少奇同志对节目做最后审查时也没留照片。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有点遗憾。
(本报记者李韵整理)
人物
周巍峙，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作曲家。1916年生，江苏东台人。1934年参加上海左翼歌咏运动，任中国歌曲工作者协会执行干事、《读书生话》出版社出版部主任。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全民通讯社》编辑、前线记者，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晋察冀边区音协主席、中共张家口市委文委书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代部长、第一副部长，中国音协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副主席，中国舞协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国文联主席。谱写的歌曲主要有：《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十里长街送总理》《子弟兵进行曲》等。
一九六三年，上海之春音乐会时合影。图中第一排右四为周巍峙，右三为吕骥，右五为贺绿汀。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