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理性的高级动物，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事物的感受、看法、反映以及由此而做出的行为调整，对于个人、社会以至人类的历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一定的心理反应形成定势、变成一个民族的共识时，就积淀成一种习俗，形成世代相袭的文化传统，转而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对耻辱、可耻之事的感受及
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在先秦时期。从《尚书》中的伊尹放太甲、《周礼》“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之说到《诗经》对统治者过分剥削的讽刺，说明殷周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使人知耻的心理因素对于控制人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这四维即礼、义、廉、耻，管仲把耻感文化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道家学派对于耻感文化也给予充分的注意，老子《道德经》中就讲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法家也很注意耻感文化，认为它与国家安危有莫大的关系，《商君书》、《韩非子》对此多有论述。儒家学派对耻感文化的阐释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在整理古代典籍时将耻感文化纳入到儒家学说的体系之中，《论语》中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的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反映出耻感文化已经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孟子将羞耻直接和人的内省、正己联系起来，通过正己而达到自强，并从性善论的角度，以“四心说”揭示每个人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勤于内省，反求诸己，都能从内心深处发掘出这种羞耻之心。荀子则在耻与不耻之间，勾勒出了不受名誉之引诱、不为诽谤所恐惧、率道而行、端然正己的士君子形象。
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它区别于西方建立于基督教基础上的罪感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综观这一耻感文化体系，它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是注重内省、慎独，强调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其二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三是耻感文化能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其四是崇尚操守，砥励名节，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五是形成了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
传统耻感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广泛地融入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的道德践履中，成为决定人们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不论是诸侯国的国君，还是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其立身行事中反映出耻感文化的影响。管仲辅佐齐桓公，曾引起时人对他是否知耻的争论。晋楚城濮之战时，栾贞子力谏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坚定打败楚国的决心。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正是不忘“会稽之耻”，终于灭掉吴国。战国中期，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于是广招贤士，从而有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打动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骑射之改革。这些事例说明，耻感文化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士人乃至平民百姓中，耻感文化也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晏子“二桃杀三士”的事件，《礼记》所载“不食嗟来之食”之事，就是耻感文化影响人们行为的绝好例证。
降及秦汉以至明清，耻感文化在往哲先贤的论述中、在历史事变的发展中、在志士仁人的践履中时时体现出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历史巨变、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耻感文化更是撑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苏武牧羊、党锢事件、祖逖北伐、岳飞抗金，无不反映着耻感文化的内涵。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也全盘接受了传统耻感文化，雍正五年在考选进士时所出的考题，就有关于耻感文化的内容，雍正帝对士子们的答卷很失望，于是专门发布上谕，对耻感文化进行阐释，并对大小臣工提出要求。迨至晚清、近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屈辱，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列强的铁蹄肆意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正是这民族的苦难，使无数的志士仁人感受到了耻辱，这是国耻，是民族之耻，为了雪耻，一代代英烈们奋起抗争，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为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铺筑道路。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纷纷以耻感文化相砥砺，“勿忘国耻”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显示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也正是在耻感文化的激励下，无数革命先烈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促进国家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维护祖国尊严、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各个方面，耻感文化仍是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努力进取的强劲动力。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