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买的书都属经典,休谟的《人性论》上下卷,全两册十块九,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定价十三块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定价是耿耿于怀的,由于当时我对哲学兴趣更浓,所以觉得《人性论》更合算一些。当然,最合算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七百多页的精装,三块九。直到现在,我仍然认
这储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属于学者陈德中。今日重温,感动之中仍有些许苦涩。文字中提到的,是他大二时,用献血后得到的100元营养费买书的经历。大学四年,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了刚刚建成的新北京图书馆。图书馆与献血营养费,使他阅读与珍藏“汉译名著”的梦想,在坚忍中开始实现。
这记忆,又不仅仅属于陈德中,它属于那一代学人以至前后几代学人。
汇涓成流,中国人面前的人类思想智慧之河波澜壮阔
从1905年“少年”商务将严复所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变成铅字出版,已经过去一个世纪又四个年头。
一个世纪以来,这位桐城派学人音调铿锵、平仄讲究的译文,深植在中国学人的成长记忆中。鲁迅自述发蒙之初,在学校生活中得到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回忆:“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汉译名著”是一个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但它却名副其实是举全国学术界和翻译界之力量而成就的。从发端时起,在其作译者和合作者的名单中,不乏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蒋梦麟和胡适等文化巨擘。汇涓成流,至上世纪前半叶,丛书已拥有230种的规模,成为中国学人阅读的一时之选。
今天,“汉译名著”的作译者中,同样集聚了当代学术界、翻译界的精英。这当中,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哲学家贺麟,历史学家何兆武,法学家费孝通等学界、文化界耆宿,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秀。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新版“汉译名著”珍藏版,洋洋大观达400种、490册,作译者群星灿烂,学科流派蔚为壮观,人类思想智慧之河波澜壮阔。
持续一个世纪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译著、出版,将人类的精神智慧精华融入薄薄的纸页,泽被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
邓小平说,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就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摆上了议事日程。1954年,共和国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12年规划”起草完毕,其中列书近四千种。1956年规划已开始实施。1958年,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获得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分工,从三联等出版机构接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时任总编辑的陈翰伯运筹帷幄,引领着商务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三百多种汉译学术名著。
1982年,“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犹如一朵奇葩,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当时商务的总编辑、著名出版家陈原在发刊词中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作了重要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
1989年,胡乔木再次肯定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就进一步拓宽名著选题、扩大译者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改革开放为中国人“看世界”,领略人类曾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不曾有过的广阔视野。近30年来,累计出版了400多部经典著作。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萨特、希罗多德、罗素、卢梭……一个个代表人类智慧的名字,和他们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令人满怀期冀。
为国人领略“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风光,先行者们筚路蓝缕
让我们把目光停留在陈翰伯1962的工作日志上。这一年,这位商务的总编辑,为了就汉译学术名著与学者更深入地讨论与交流,索性带着铺盖住进了北京大学,访问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等系的20余位学者。
历史的镜头在这里定格: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辞世的三天前。神智稍许清醒的先生,趁家人不在,竟艰难地沿梯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面对急来劝阻的家人,先生嗫嚅着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1980年,在83岁高龄上,先生开始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1986年先生辞世前终于完成译稿。这部译稿,后被收入“汉译名著”。被收入的,还有先生的另一部译作,皇皇三卷本的黑格尔《美学》。《美学》第一卷译作“文革”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第二卷译稿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文革”后期,在西语系打扫垃圾的先生,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被抄走的译稿。遂对失而复得的译稿秘密进行修改。1974年,尚带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朱先生,受商务之邀,开始翻译《美学》第三卷。1981年,《美学》三卷四册全部出齐。
捧读“汉译名著”中的《巴曼尼德斯篇》,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名字:陈康,一位活跃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精通希腊语的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是他,将只有5000字的,被认为是柏拉图最难懂的一篇对话,成就为20万字的译作,以注释的形式阐发对柏拉图哲学的中心问题及柏拉图前后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心得,将对这篇对话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也将一个先哲,还给了敬仰他的读者。
已经90多岁的戚国淦先生多次接受商务的委托,参与选题规划,代为审校译稿,并为多种名著撰写序言。他说,“写序还是要先读外文原著,以捕捉其灵魂。序言写好了,也是学术论文,我有信心把名著的中译本序言凑成10篇。”
和戚国淦一样,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1977年至1991年的十余年间,为“汉译名著”写了12篇精湛的序言。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何兆武先生经年累月埋头“汉译名著”的翻译之中,译作收入“汉译名著”的就有《社会契约论》《思想录》等七种。
一部《小逻辑》,多位大学者倾注心力,更是传为佳话。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及其哲学研究专家贺麟。商务1980版《小逻辑》,是译者在1945年上海商务版、1954年三联版连续两次修订基础上完成的,翻译过程历经40年,共参考了三个德文版本和一个英文版本。1954年三联版译稿曾由冯至先生、王太庆先生各校阅一遍。即使这样,新版的修改仍持续了6年,其中,译名、译文都做了较大改动,序言中对一些哲学名词从专业角度进行了精细辨析。出版时,贺麟先生又请罗念生、周礼全、叶秀山、王玖兴等翻译家和哲学专家对照不同语种的版本再次校阅其新译稿。劳作的孜孜??可见一斑。
“当我重新翻阅这份著译者名单时,发现不少过去熟悉的人已经过世。同我合作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马雍研究员(他还是《阿古利可拉传日尔曼尼亚志》一书的译者),早在1985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可以列出一批仙逝者的名单,如《新科学》的译者朱光潜先生、《新史学》的译者齐思和先生、《人文类型》的译者费孝通先生、《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译者巫宝三先生、《形而上学导论》的译者熊伟先生、萨缪尔森著《经济学》的译者高鸿业先生等。马雍生于1931年,比我小一岁。我们合作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20世纪60年代),都只有30岁左右。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我们还设想过,翻译完罗斯托夫采夫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之后,再接再厉,把罗斯托夫采夫的另一部世界学术名著《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成中文。但好梦难以成真。‘文革’前一年,我们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的译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就发生了‘文革’,我们的一切打算全落空了。如今,马雍逝世已经24年,我今年也已经79岁。”厉以宁教授在珍藏版座谈会上谈及的往事,令人唏嘘。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罗素等人类众多思想者与一代代中国学人之间,译者们架起了一座座桥梁。架桥者的名字,光辉而不朽。
金色的蒲公英迎风盛开
在中国读者眼中,开放在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橙色的书页上的一朵小小的蒲公英,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最美丽的花朵。它开在振兴中华的路途上,开在中国学人成长的历程中,开在中国读者的阅读记忆里。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中国学人期冀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去看今天的世界。“汉译名著”是巨人为他们留下的阶梯。
学者雷颐的感悟,属于一代人。“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爆炸性的冲击了。”
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眼中,“跨世纪宏伟工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我国读者和学者精心构筑了一座世界文化公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认为:“‘汉译名著’在传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方面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中国多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的熏陶、教育和培养。可以说,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
“汉译名著”不但在中国学界是个充满荣光的名字,今天,更多的青年学子,正阅读着它成长起来。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宝煦教授所说:“这一套汉译名著可以成为高等学校学生的精神食粮,可以大大弥补现在素质教育的不足。”
我们在路上。无论著者,译者,还是出版者,肩负着引领时代,激动潮流,奠基学术,担当文化的使命。
我们在路上。无论著者,译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同行在走向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的路上。来时路上,曾是风光无限,前行所向,风景依然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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