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柴泽民大使向卡特总统递交国书。
柴泽民老先生已经94岁高龄,但在向记者讲起他的外交生涯时,思路清晰,侃侃而谈。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柴泽民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担任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无疑是柴老为国家外交工作服务的重要阶段。可是当年他得知自己要调任美国工作时,并不十分情愿。他回忆说:“1978年,我在泰国克服各种困难打开工作局面,由冷板凳转为热板凳的时候,中央要调我走,我思想实在有些不通。另外考虑到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难打交道,工作不好做。领导了解了我的想法后就说,那你先回国再说。我回北京后正赶上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是受命来谈中美建交事宜的,带来了美国总统决心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信息。我被安排陪同他在中国的访问并参加了7月5日、1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同美国指定的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负责开始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由于我已参与了中美谈判过程,从此我就开始与对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责任十分重大。中美两国同是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又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分歧极大。回忆起那段历史,柴老脸上充满激情:“1978年8月9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美国本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来到华盛顿,我的内心并不轻松。由于在北京陪同过布热津斯基,我们已成了老朋友。到美国后我们经常见面,就中美建交问题交换看法。一天,布热津斯基向我透露,卡特总统要接见我。9月19日卡特约见我,他郑重表示,他对美中建交谈判是认真的,美方愿意接受‘断交、撤军、废约’三个条件,但也希望中方考虑到他们的政治需要,即售台武器问题和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对此我表示坚决反对。我说你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别人就不能干涉。美方应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使两国关系尽快正常化,当然我会把总统的意见告诉国内。”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请我吃饭,他要我向国内转达美总统的口信:现在是美中建交最好的时机,一旦错过,等来年国会一开,就要讨论美苏核武器问题,这样,美方与中国建交谈判至少要推迟到1979年秋后。这个口信反馈到中央后,小平同志经过慎重思考后指示:‘卖武器问题可以先放一下,先建交,建交之后继续谈判,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让步。’美国人听到这个信息后十分高兴,他们很快拿出建交公报草案并让伍德科克约见邓小平,第一,提交美中建交公报草案,第二,希望邓小平在建交后一个月内访美。小平同志爽快地答应了邀请。这时布热津斯基又来找我商量,他说,美方原定在1979年1月1日发表两国建交公报,但又害怕有人提前走漏消息,现决定正式建交时间仍是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提前公布。在1978年12月16日公布两国建交公报前,卡特总统向少数重要议员通报了美中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消息,华盛顿马上大哗。记者们先是拥到白宫采访,白宫不予接见,于是又跑到中国驻美联络处。因为中美双方商定,公报发表前一定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接见记者。这时我们已邀请了美国友人、华侨华人代表在联络处里面看电影。电影放完了,正好到了晚上宣布建交公报的时间。大门一开,记者们一拥而入。”
邓小平8天的美国东西部之行,掀起了一场“邓旋风”。柴老亲身经历这一过程,他谈道:“中美建交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美方邀请邓小平尽快访美是想让邓小平帮他们做美国人的工作。因此在安排邓小平访美的活动上有很多都是非常规的。一般国家首脑来访,都是总统先举行国宴,这次却是布热津斯基先把邓小平请到他家里,搞了一个小型宴会。他的理由是,邓小平在北京北海的仿膳请过他,这次回请理所当然。而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是想了解邓小平到美国要谈些什么,也想告诉邓小平向美国人谈些什么。为了邓小平这次访问,美国人可谓煞费心机。他们安排了超乎寻常的活动,让邓小平更多地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以往一个国家领导人访美都是参众两院合在一起作一次讲演,可这次美方分别安排邓小平在参议院、众议院两场讲演。在卡特总统故乡乔治亚州访问时,州长举行宴会时竟然请了该州周围各州州长参加。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他们还专门安排了多场记者招待会,以便通过媒体传达中国的情况,宣传中美建交的重要性。他们还通过文艺演出请名人报幕,结合宣传中美关系。虽然文艺演出政府没给经费,但他们利用组织企业家买票的方式支持演出。在访美的8天里,邓小平精辟的演讲和伟人风范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今后开展对美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启示。”
总结新中国外交60年,柴老强调说:“6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外交理念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与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新中国60年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报记者柴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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