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创新发展的60年。作为一名军事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亲历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公然轰炸我驻南使
当时，提出这个对策建议绝非易事，它牵涉到一系列军事思想解放问题。首先，是要突破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军以陆战为主，自然陆战、地面作战思想浓厚。1996年，虽然我军提出联合作战思想，但利用某种主战装备作战的思想还没有确立。而近期局部战争反复证明，利用某种主战装备作战是战争发展的趋势。正是在改革开放大趋势的引领下，我摆脱了传统军事思想的羁绊，把“主战装备”建设的目光投向某军兵种。其次，是要面向世界，既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又要突出中国特色。当时，美国的隐形飞机、巡航导弹、空中预警、航母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人们普遍关注类似武器装备的发展。然而，我却把眼光投向其他方面。这主要是考虑把我们现有的高技术武器装备规模数量搞上去，就可产生规模效应，有效遏制战争，争取发展其他武器装备的战略时间。因此，我军“主战装备”建设必须突出中国特色，立足现有，用好现有，扩大规模，提高质量。第三，是要摆脱唯武器论的思维定势。当时提出这一对策建议时，国外正加紧发展某种武器的防御技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某军兵种还有没有战略价值？会不会导致国防军队建设劳而无功？对此，我认为，不能仅从技术对抗上去机械地看待武器作用，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看到强中有弱，弱中有强，看到发展。对这些问题的严密思考和论证，增添了报告的力度和分量。
亲历共和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研究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切实掌握党的科学理论体系，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军事理论工作者在创新国家安全理论中的“尖兵”作用，真正实现军事理论工作者“一言兴军，一计胜战”的价值。
（口述者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主编本报记者温庆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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