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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杲:记忆中那小号嘹亮的声音

2009-10-0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庄建采写 我有话说

横亘在照片上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和面前的刘杲之间的岁月,大约有半个世纪。从在杂志做编辑算起,刘杲与出版的“姻缘”,不离不弃,已过了金婚纪念。1972年,他调入国务院出版口(后改为国家出版局),20世纪80年代初,他走上了全国

出版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经历了共和国出版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工作视野与领域,带有全局性。

“共和国出版60年,总体上超过新中国成立前。60年中,后30年发展的速度,出版业的规模,超过了前30年,这是有目共睹的。前30年也出了很多书,其中有许多优秀的图书。但最大的问题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作者、译者和他们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受到冲击,这对出版事业是一种伤害。但我们谈后30年的发展,还不能离开前30年,毕竟历史不能割断。前30年,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教训,提供了机构、干部、制度和出版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后30年的发展离不开前30年。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广阔舞台的一个部分。”刘杲的见解,依然高屋建瓴。

在刘杲的心里,关于1979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记忆始终鲜活。“那次会议,提出了把地方出版社以往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方针,调整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要求,这就把北京、上海以外的一大片国土上的出版社的束缚解除了,地方出版社随之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这个方针,1983年才写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时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它涉及了资源的重新组合。出版局长陈翰伯只是在会议结束时讲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可以试行,并没有说要一下子全国推广,也没有形成‘红头文件’,只有一个会议简报。可会后,会议精神不胫而走,全国响应。可见,一个事情,‘红头文件’固然重要,但如果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红头文件’也会影响全国。”刘老难抑兴奋,早年我所见到的他工作中的神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长沙会议之前,我带人到江苏、浙江、山东、上海调研,地方出版社的同志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有感于此,填了一首词《沁园春》,记得最后两句是‘看雨霁神州,潮涨钱塘’。这个出版方针的调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出版生产力的大解放,上层建筑的作用立竿见影。生产力的解放,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最集中的体现在出书上。一个例子,是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的、1980年由钟叔河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现在看,似乎一个地方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书没什么可惊奇的,可在当时,它甚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宏大交响乐一开始一只小号的嘹亮声音。一只小号而已,但作为宏大交响乐的前奏,那么引人注意。”

刘杲记忆中的交响开始了,老人沉浸在欢欣鼓舞中。“四川的李致,湖南的胡真,是长沙会议上的活跃人物。长沙有了《走向世界丛书》,李致在四川出版了一批当代作家选集,这等于是‘文革’后给一批作家平了反,给一批作品平了反,其作用绝不亚于组织部的‘红头文件’。当代的作家,我们习惯称‘鲁郭茅,巴老曹’,过去,他们的全集出版非人民文学出版社莫属,可这次,其中的《曹禺全集》是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的。胡风、胡适的全集,一个让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是安徽出版的,说明地方出版社的实力在短时间有了相当的发展。地方出版社还积极协作,承担国家项目,《汉语大字典》由四川、湖北两省出版单位共同承担,《汉语大词典》的编撰、出版则是华东五省学者、出版人合作完成的。”

“这一时期,全国出版朝气蓬勃。用不着拉书单,我只说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出版物。人民出版社历来承担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任务,但长期以来,我国出版的马列著作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马恩著作不是用俄文写作的,转译中对原作的理解会出现失真;二是翻译、注释反映了前苏联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我们先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正在翻译出版之中,请注意‘中文第二版’这五个字,中文第二版都直接译自作者写作时使用的语言,避免了转译,注释则反映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党,两套全集的出版非常重要,而且有新突破,显示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自主。此外,这一时期,我们出版了毛泽东著作以外的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从整体上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一时期,出版在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反映上都有突破性进展。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很重要的贡献,继之,《资治通鉴》、《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陆续进入出版程序,有的已经出版。除文史哲领域外,60卷《中国美术全集》可谓集中国传统艺术之大成,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美术精华都收罗进来了。它的出版,不仅在中国内地的出版中举足轻重,在世界美术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台湾对这套全集高度重视,购买了全部繁体字版权。至今,400卷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还在出版中。”

“在着手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同时,我们引进了世界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小平同志关心此事,有过明确的表态。在对全书进行翻译的同时,有关中国的词条,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引进,提供了一个标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也可以引进、借鉴。这之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飘》,译林杂志出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都曾引起过争论,国家出版局对二者的出版给予了明确的支持,这就澄清了一个认识:我们不仅对西方的经典作品是认同的,对西方的通俗作品,我们同样是认同的。这之后,我国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也都在内地相继出版。”

“我们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坚持出版的正确导向,工作中充满着创造的快乐。”说着,刘杲转过身,指着客厅的书柜说,“这里面的书,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可以传世的书。”刘老的自豪溢于言表。我向书柜看去,《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蔚为壮观。

刘杲和他的同事们当年倾注心血、激情开始的新时期中国出版的交响还在继续,新世纪的华章,酣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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