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曹洪欣与奥地利科技部部长约翰尼斯・哈恩博士亲切交谈。
我们党和政府对发展中医药事业历来高度重视，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当时国力所限，国家确实很难为中医药研究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记得上
1992年，我的研究课题《中医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获得黑龙江省青年科研基金资助，拿到2万元研究经费，我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
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大大好转，国家对中医药研究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就说中国博士后基金吧，10年前每项资助5000―10000元，现在每项有5万―10万元的研究经费，提高了10倍。只要研究课题设计合理，能体现中医药特色，一般都能得到经费支持。这为年轻科研人员施展才华、开展自主创新性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老一辈中医药研究工作者对此羡慕不已。我的导师、国医大师张琪教授就曾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中医药科研人员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当年，他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研究经费也只有12万元。
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国家公益性科研机构，近几年，国家的经费支持也不断加大。2003年，我刚调院里工作时，全院在研科研经费3000多万元,现在已经达到6亿多元。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标准化建设等研究工作都有了专项经费。我们启动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抢救工程》，实现了研究院几代人的一个梦想；投入2100万元，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体现了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的科研方向；2008年，我院综合性中药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项目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获得1.2亿元的支持，这是以往不敢想象的。
更令人感到兴奋和喜悦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医药，不仅在国内地位明显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出现了根本变化，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上个世纪80年代，提起中医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只知道针灸对一些疾病有奇特的疗效；到90年代,中医药得到世界的进一步了解，一些发达国家不但在中医药临床治疗方面而且在中医药基础研究、养生保健、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始与我们合作，但那时前来合作的还不是他们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校；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很多高层学者认识到，中医药不仅在疾病治疗上有特色，在理论上也有独到之处，中医的整体观念、个体化诊疗模式等，已对西方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近几年，美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一流科研机构和大学纷纷与我院交流并开展实质性合作。“2008年中美战略合作框架”中，中医药研究也是合作内容之一。
（讲述者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本报记者范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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