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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共命运

2009-10-0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森 我有话说

弹指一挥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一个甲子,我也年近九旬了。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近90

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人民结束鸦片战争以来自发的救亡图存摸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中探索前进;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

我于1921年11月出生,和党同龄。同我们的国家一样,我的近90年生活历程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我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我的理论兴趣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从西方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1948年7月,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平和平解放前,我要求去解放区。组织上认为,我的地下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让我留在北大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北大方队中的一员,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需要,我于1950年由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转为教师,从此开始终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也为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立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如国家的命运一样,我也有前进,有曲折;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前几年比较顺利。1957年“反右”中我由于针对当时的形势说了几句真心话,虽未被戴上“右派”帽子,但被开除了党籍,调离讲台,到编译资料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斗、被抄家。在艰难的境遇中,我安慰自己:这下有时间了,不让我讲课,正好搞研究。我与境遇相似的同事经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50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这项成果填补了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空白。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时,我已接近退休之年,却迎来事业的春天。“四人帮”倒台不久,在拨乱反正中,组织通知我,撤销处分,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我激动万分,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了。北大哲学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外,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任命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后来,又任命我为哲学系副主任、主任。上世纪80年代,北大选派我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和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评议组。此时,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由于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行政干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也活跃起来。先是参加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又参加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并与一些学者共同开展人学研究和学科建设。1983年,我们北大、人大、中国社科院共57位学者一起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过13年努力,1996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共400万字。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堪称中国的一项“世界之最”。这部书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成果奖、吴玉章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我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二版的编写工作,这是我所从事的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全书》1978年立项,第一版先后分科出版,共54卷,包括 71 科,1993 年出齐。1995 年又立项编写第二版,共32卷,2009年出版。这才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真正完成。这部书反映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科学的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第一版编写中,我任全书编委、哲学卷编委会主任。我做的工作不算多,只写了几条释文。但我认为,能参加这项工作是很光荣的。我还参加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主要有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列宁哲学思想、实践观、主体性哲学、哲学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等,这些成果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问题》。其间,我参加了两个关于这些体系的综合性项目,一个是1986 年至1993 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一个是2002年立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研究”。前者的成果于1993年出版,后者成果已基本完成,有望今年年底出版。课题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对有些问题意见不一,但也取得一些共识,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体系的构建取决于时代的变化、科学的发展和中外哲学的发展。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构建有了客观依据。此外,我还参加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从以上这些零碎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在第三个阶段的理论活动之频繁和理论成果之丰富是前两个阶段不可比拟的。但前两个阶段为我以后的理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发展也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中国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赶上世界潮流。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艰辛探索,就没有后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今天,国运日益昌隆,人民安居乐业,我个人不但安度晚年,而且尚有余热可发。我坚信,我的希望是不会落空的。当然,人生有限,国运无涯。国家的发展就是由一个一个个人事业发展组成的。就此而言,个人的发展也是无涯的。我寄无涯的发展希望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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