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1949年，我6岁，开始上小学。开学典礼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校园上空冉冉升起。我仰望着它――它映照着初升的朝阳，是那样的鲜红、那样的艳丽！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至今仍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打那17年后，1966年，我23岁，大学毕业了。在这前一两年，1964年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我为新中国的科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打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青春之际，“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劈头盖脸压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我真的喘不过气来。
又过了10年，1976年，我33岁，一场浩劫总算结束了，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确切地说，那是感到继1949年后的又一次解放！
31年前，1978年3月，我正在重庆市长寿县农村的一所中学分校带学生在田里春耕，电线杆子上的“话匣子”里传来了一个浓厚的四川口音在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呵！那是邓小平的声音！原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在那科学的春天里，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使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哥德巴赫和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陈景润家喻户晓。受其鼓舞，我报考了数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以35岁的最高录取年龄有幸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到北京深造。我选修了吴文俊院士的“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这门课，后来他因开创了“机械化数学”而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道于2000年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不仅从哥德巴赫猜想到机械化数学，而且我还见证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所取得的其他标志性科技成就：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杂交水稻和基因组研究，从大庆油田到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真正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0多年前，我读硕士、博士时，有一个计算器，有一个砖头录音机，就算是高档装备了，看见大款们有BP机、大哥大，真是望尘莫及。曾几何时，计算机、DVD、3G手机……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科技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
新中国60年了，我也到了66岁，只不过是花甲、古稀而已。就是到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耄耋之年、期颐之岁，“老顽童”还要活60岁，到那时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全面小康，民族复兴，又何其乐也！
（讲述者为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本报记者金振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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