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飞机临近纽约机场时，窗外的景象让我有种强烈的震撼：笔直的高速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好似蚂蚁样密密麻麻。那时有种论调，中国要想达到这样的程度，可能至少需要100年。然而今天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在这其中，科学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
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最根本的还在于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刚上小学，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是伴随新中国发展成长起来的。1960年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配到地球化学专业学习。一进校，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浓厚的学习氛围。那时有一句话“不要命的上科大”，就是形容科大学生废寝忘食的学习劲头。
其时，年轻的科大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设置了许多前沿学科和交叉领域专业。比如地球化学专业就是地质学与化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学生们既要学习地质知识，也要像化学系一样学习数理化课程。我们的系主任说：“你们这一代人，将来既要能跑野外，回到实验室也得能做实验。”这一举措很有前瞻性，让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数理化基础，为“文革”过后尽快追赶世界地球化学前沿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近乎停滞的科技人才培养重新焕发出生机。就基础科学而言，我觉得受益最深的就是打开国门，大量选派中、青年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广泛的国际交流，迅速缩短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科技人才培养中，另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他打破了部门界限，消除了行政干预，让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都能通过平等竞争获得资助。我1986年回国后，次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在美国进修时已开始的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研究得以持续开展下去，这使我更加体会到其在人才培养和科研起步阶段的重要性。
从学习到工作，我在科大已经49年了。科大的精神最重要的内核之一，就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有人认为，这8个字已经过时了。但我觉得，这句话今天依然适用。这里的“红”，不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要让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明白：科学虽然无国界，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时就有国家之分，而且是泾渭分明的，如知识产权概念和法律的建立。中国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要树立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也必将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成长。
（讲述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齐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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