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是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我身为编剧，现在想想都令人激动。
1946年，我离开延安，辗转到了哈尔滨。当时一看，啊哟，这么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老友都在，把手言欢，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1947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我们已经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从防御转入进攻；另外，把十条作战方针公开告诉了国民党。主持厂务工作的袁牧之和陈波儿都有政治敏感，提出电影必须紧跟形势，不能只拍新闻片，要试拍故事片。我负责写剧本，选择到工厂体验生活。这是必然的，因为我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主旨牢记在心，至今我还信奉这一条。
我来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这是当时哈尔滨最大的厂子。一进厂门，我就给震住了，火车头都开到厂房里，吊车像龙一样在空中飞，机器像个巨人立在那里……哇，伟大、巍峨、壮观！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了！其实，当时噪音很严重，不像现在都信息化了，但是在我听来像美妙的音乐。当时工厂由中苏共管，中方厂长叫宋金声，一把钳子起家。他跟我说，在修江上的大铁桥时，缺器材，有一种介于桥墩和钢梁之间的大钢垫，俗称“乌龟盖”，是必不可少的，但黄金也买不到。怎么办？造！当时东北全境正在鏖战，一些技术人员不敢出头，几个工人挺身而出，不断摸索，夜以继日，造出的“乌龟盖”爬上桥墩，帮助解放军打了天下。
他的讲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在工厂体验了3个多月，我决定动手写剧本。省招待所单人间都满员了，就住多人间。难觅宁静，无法写作。招待所原是一处医院，有大厅，大厅中有圆柱，圆柱周围是环形的椅子。我“占领”一个圆柱和环形椅，膝盖是我的写字台，环椅是我的宝榻。夜里，我屈身而卧，如虾米状，翻身时，要站起来，转一个方向，再抱柱而眠。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空出了单间。《桥》的初稿约大半是在膝盖上完成的。
剧本交出后，很快就投入拍摄。导演是我自幼的好友王滨，演员有于洋。我没有参加拍摄过程。后来在放映时，每回全场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上海工人看完电影还游行了。不管如何，这是新中国电影人打响的头一枪。周总理说过，不管这部作品有什么欠缺，它总是我们自己的。
（于敏，电影艺术家。本报记者王国平、李春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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