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土沃壤，开辟了广阔天地。6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祖国发展同步伐，共命运，不畏艰辛，不辱使命，很好地担负起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经过6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使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勇于创新的关系。这是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与灵魂。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也决不会过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研究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世情、国情和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做到坚持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不僵化、勇于创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其升华为理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贡献。
第二，坚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关系。我们所进行的包括应用对策研究在内的全部学术活动，都必须坚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价值所在，也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性质的根本尺度。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因为，这是使学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是我们探寻、掌握和发展真理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真正到达“二为”方向归宿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双百”方针。我们在理论、学术问题上，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双百”方针，要引导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鼓励各种不同观点相互切磋。对待科学、理论、学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作结论，更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行压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要有勇于坚持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又要有勇于修正错误的气度。我们大力提倡“双百”方针，就是为了有效地保护新生事物，保护新观点、新学派和新学说，从而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繁荣和发展。但是，我们所说的“双百”方针，决不是不要“二为”方向。如果离开“二为”方向片面强调“双百”方针，那就是对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三，理论研究与深入实践的关系。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研究工作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要立足当代，又要立足国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深入群众；既要了解历史，又要了解现实；既要认识中国，又要认识世界。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学术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实践，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研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这样，学术研究才有价值。当今，国际国内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时代召唤我们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之中，研究和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四，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的前进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基础理论研究有大的推进，应用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而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应用对策研究并不是以学科性质来区分的，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对策研究；不仅文史哲有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法律、新闻、国际等学科也同样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因此，各门学科都应规划好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的比例。从整个社会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研究机构应以基础性研究为主，而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则应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同时，也应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与合作，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第五，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些重大的特别是跨学科的重大课题，任何单独的学科或个人都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集体协作攻关。要鼓励课题组人员同心同德，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协作攻关。在保持各自风格和特点的同时，提倡“文人相亲”，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反对“文人相轻”，相互封锁、个人第一、各自为政的不良风气。在强调集体项目集体协作攻关的同时，各级领导和课题组负责人，要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确评估个人在集体项目中的作用和贡献，避免挫伤个人的积极性。要注意奖勤罚懒，择优汰劣；注意学术民主，鼓励创新。另外，在课题立项时，要特别注意尊重、支持个人的合理选题，并给予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支持。此外，不要急于向专家学者要成果，要提倡和支持甘于寂寞，耐得清贫，“十年磨一剑”，最终出精品。
第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产品”具有公益性、社会性、指导服务性。从整体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应是党和政府的公益事业。如果不恰当地强调把它推向市场，让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去适应市场、搞创收，哲学社会科学就必然会萎缩甚至萧条。因此，我们应尊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比重，确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以及与总人口之间的合理比例。当然，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深化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比如，与市场关联密切的相关学科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研究支撑；在人员配置方面，应逐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择优”的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精干、高效的科研队伍；在运行机制方面，进一步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严格评估验收，强化奖惩制度，确保多出精品力作；在科研经费筹措方面，除争取政府预算拨款外，在不影响重大课题科研进展的情况下，适应市场的需求，可多方开拓筹资渠道等。另外，也绝不排斥依法兴办的各种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所开展的各种研究活动。
第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当今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而产生的边缘、交叉、综合和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应当为这两方面的结合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要鼓励多办一些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鼓励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人才培训中心；鼓励攻读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双学位；鼓励分别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工作部门相互兼职，以有计划地合理组织两大学科之间的人才流动；鼓励兴办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所。在重大项目论证中，要吸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合力攻关。
第八，加强党的领导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界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更加紧密地将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联在一起，将个人理想追求与时代的主题、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各级党组织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哲学社会科学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应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拨款兴办，应由党和政府统筹规划和管理。各级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多办实事。
第九，坚持走自己的路与加强国际交流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繁荣、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大量引进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思想，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批判、吸收。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和方式，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手段、方式和方法。要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项目合作。在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要注意对一些错误学术思潮的抵制和批判。要看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阶级属性，在交流中，一些研究的方式、方法可以相互借鉴，但研究的方针和目的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搞所谓的“与国际全面接轨”，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
第十，“为人”与“为文”的关系。“为文”，首先要“为人”。古语说：“文如其人”、“功夫在诗外”。李大钊同志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主观世界的改造，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看到，市场经济在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在一些人当中也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作为党员学者，要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如果不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搞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拿出有利于党、国家和民族的好成果和好对策来。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学风。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党员学者，应该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努力拿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来。
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60年发展历程曲折，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让我们满怀信心，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作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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