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温源嘉宾：全国人大财经委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海峥
人口转移的两难
记者：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带规律性的趋势，其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它的艰巨性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更加突出。我想知道，困难在哪里？
贺铿：我国正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期，农村人口也在加速向非农领域转移。按“十一五”规划要求，在2050年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来说，中等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农村人口低于全部人口的2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40多年中，我国平均每年需要由农村向城镇转移1400万人口。因此，我们将面临巨大的人力资本提升和适应非农就业的任务。
我国人口转移面临两大困难：一是要转移的人口总体素质不高，基本上没有非农就业的技能；二是我国正处在信息化的快速技术进步时代，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会不断减少，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可能同步增加，因而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将很难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李海峥：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向城市转移，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对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转移规模巨大，因而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应该看到，劳动力从农村逐渐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发展也提供了相应的需求，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是经济自发推动的。这虽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民工荒”或将长期存在
记者：从数据上看，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社会压力的确很大，不过现在随着经济的复苏，我国沿海地区又重现“民工荒”。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
都阳：所谓“民工荒”是指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短缺。同时社会又有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存在，因此“民工荒”这是个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和人口结构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有价值劳动力比例越来越少，这一求一供落差的加大，会使劳动力短缺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经济发展经验证明，一旦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拐点”――即随着城乡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一定阶段就不再继续。劳动力不能无限供给，工人工资不断提高，劳动力短缺就会长期存在。这种情况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
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倒逼企业加快结构升级。面对“民工荒”，城市要增加新的劳动力供给，再吸引农民工进城，就不得不提高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导致企业用人成本普遍提高。这就逼迫着企业必须用技术成本来代替劳动力，加快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步伐。当然这也符合我们经济发展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
李海峥：近期国际经济复苏以及订单上升，使我国沿海地区一些加工制造企业对用工又有了新需求，从企业产生需求到劳动力实现真正就业有个滞后期，于是就形成了“民工荒”。
“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农民工返乡后再回来，就意味着增加了成本，而延续着“低成本、低利润”加工模式的企业无法给予理想的工资待遇时，许多农民工选择留下；二是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民工荒”会持续多久取决于国外需求的多少，以及农民工工资待遇的增长程度，过去那种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低端发展模式不能成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点。预计未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流动的数量会逐渐减少。
亟待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记者：无论如何，因为中国人口多、劳动素质不平衡的现实，就业压力将长期左右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就业的良性发展？
贺铿：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是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的投资。从宏观上讲，人口投资包括一个国家用于整个人口的抚养、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支出总和。我国在人口投资方面统计不很完整，2006年教育经费支出加卫生总费用约18500亿元，占当年GDP的8.7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仅教育经费支出就占GDP的8%以上，而我国只占4.63%。
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既是实现人口转移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人口素质决定生产力水平。要提高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和适应经济活动的快速变化就必须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否则，就会陷入一方面“劳力荒”、另一方面“就业难”的怪圈，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和造成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都阳：经济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会不断提高，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不断加大社会人力资本的投入。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大的危机都是引发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受到重视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计无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为产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城市困难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设被提上日程。
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记者：从“民工荒”到“订单荒”，再到“民工荒”，就业形势的震荡和波动无疑对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无益的。
贺铿：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社会进步；但技术进步又会导致就业岗位相对减少。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非农就业岗位绝对增加，这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按每年转移1400万计算，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5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农村劳动力失业就给我们提出警示：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策，研究制定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非常重要，这是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重要保证。既要坚持技术创新，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要很快找到“对症之药”并非易事，好的人力资本政策必须适合我国国情。例如一般认为，最低工资水平规定过高会增加失业。根据我国目前劳动收入占比低，需要提高劳动收入水平和面临就业困难的实际，我们急需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与实现充分就业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相互匹配的结合点。再比如，近些年，我们重视并加强了正规教育，而对职业培训却有所忽视。大量没有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村人口要转移的客观实际，要求加强职业培训刻不容缓。因此，必须深入研究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关系，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既要满足当前就业技能培训的要求，又要满足长远经济发展的高级人才需求。
李海峥：无论是面对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挑战，还是缓解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政府都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首先，政府要想办法来增加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使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以最快、最优化的方式实现对接，使就业信息流更加顺畅，劳动力的市场机制更加有效率；其次，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应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有义务对农民提供更多有计划、系统的职业培训；此外，政府也应该对企业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等行为进行有倾向性的疏导，使其转型能够平稳过渡。同时政府干预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能太多扭曲企业行动，增加企业的成本，这样可能大大减少发展过程中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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