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诞生60周年。经过前30年的曲折探索和后30年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已从一个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成长为具有重要话语权和巍峨形象的现代化大国。从60年前的灰姑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如西方学者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的两件大事。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表示，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还会持续30到35年。这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进程仍将是影响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与新中国城市化同时，已持续200多年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在20世纪中期以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被学界冠以“城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的都市化进程。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特点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凭借优越的城市环境与人才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新技术、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文化资本，取代了人口流动相对平缓、空间流量相对均衡、社会变化相对缓慢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并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影响世界环境和人类发展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以《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城市群”为标志，一直以中小城市发展为重点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启动了升级程序。特别是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2009年1月《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颁布，使中国两大三角洲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规划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这既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对世界都市化进程的深度融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刚满一个甲子的新中国，在缔造20312座新城镇、213座中等城市、78个大城市、49个特大城市和15个城市群的同时，也直接催生了许多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桴鼓相应的新理论与新学术，近年来倍受瞩目的都市文化学便是其中之一。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作为都市化进程在精神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代表，都市文化学很容易使人想到恩格斯的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都市文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中枢地位与焦点特性。其因有三：一是随着自然与社会资源的空前紧张，以旧式工业化为主体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已陷入巨大困境，走文化发展之路成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选择；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正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三是由于“城市问题”、“文明病”和“都市精神生态问题”日趋突出，发展文化产业与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已成燃眉之急。凡此种种，既为都市文化研究圈定了学术问题与理论范围，同时也为其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社会需要与现实土壤。可见，都市文化学是一门在全球化时代的风浪中涌现出来的新实学。
《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可以说，都市文化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文，对它的关注与研究则有助于人类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交通大学素以学术经世、科学报国为己任，百余年来，既培养了江泽民、陆定一、汪道涵、邹韬奋、黄炎培、邵力子、蔡锷等著名的政治家、人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也贡献了钱学森、张光斗、吴文俊、徐光宪、王安、陈敏章、陈竺等杰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实业家和医学专家。今天的交大学人禀承先贤英气，联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创办《中国都市文化研究》集刊，以凝聚都市文化理论资源、充实都市文化学理价值、引领都市文化研究思潮、创新全球都市发展模式为己任。其学术话语与知识谱系虽有迁移变化，其化成天下、心系苍生之旨则终始如一。
始作俑者，研习或未能尽其精，但诚如朱子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们的期望是：一方面，通过都市文化学新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推动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都市人类学等传统城市知识体系的学术转型与升级，更好地发挥这些“旧学”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学术功能与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以集刊为平台广泛开展学术讨论，于百家争鸣中披沙拣金，努力建设一门立足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服务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引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直面全球都市化现实的“新实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系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创刊号所撰写的序言）
